倪生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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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漫谈
现在搞文学的作家，或者喜欢文学以志于将来从事文学的青年，不管数量有多少，总还是现实存在着的。但要追问是什么文学，就很难在各种词典里找到答案。
三十年代对于文学的争论，提法很多，为此，鲁迅先生写出了名篇《门外文谈》，指出了文学是人民大众创造的，理所当然，文学应当为人民大众服务。
现在的文学形式比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形式要多得多，以至多到了所谓王朔先生的“侃文学”。但文学不管以什么形式或手法表现，总得先借助于文字。从中国文字的起源来看，无论是巷头造字，还是百姓造字，但造字的最初目的是“史官”从“上古绳而治治”，再到“后人异之于书契”，跟现在的文学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文学的起源、发生与发展，就又成了一门学科。尽管我们可以从《诗经》等作品中来作一些探讨，但那又成了另一门学问，即古文学史一类的课题。
如果我们不打算作文学史方面的专家，就可以简单看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人们的痛苦，统治者的残暴及相互间的残杀，无休止的战争，导致本来还可以享清福做小吏的文人破落的破落，流入民间的流入民间，这时才有如杜甫一类的诗作，诗鬼李商隐的出现；再者，便是自己以为忠于国君，献计献策的各种奏章、奏折式的文章。据《三国演义》传闻，最悲壮的“文学”要算刘璋手下的黄权，“倒挂城门奏谏章，拼将一死报刘璋”了。一方面，古代的“食君禄，为君死”，是文人可悲的自豪，我们不能责怪那时没有报刊杂志，黄先生的文章不能在益州传播，好像这样，刘备的阴谋才能得逞；退一步，即是有，黄先生也不会或者说不可能在当时刘璋的地盘上发表，除非将稿子寄给曹操，若如此不但不需要自己倒挂城门，像曹操那样看重人才的政治家，肯定会给一大笔稿费的。这可能就是中国官方早期文人及其文学的命运。直到今天，我们仿佛还是在继承着《三国》时期这类“文学家”的精神，这从平日里骂人的“吃谁的饭，砸谁的碗”就不难看出，这只不过是“食君禄，为君死”的通俗语，如过被骂的人要改正自己，就得是“吃谁的饭，为谁卖命”。以这种逻辑指导下的文学及文学家，就像过去阔人家门前脖子上套着铁链子的凶狠的狼狗，而这些文学家们的文学，只不过是见了贫民就恐吓的“呐喊”。
另一方面，就是贫民的山歌对唱，瞎子说书，等等，类似于现在所谓的“民间文学”，这些无不反映了他们所处时代的悲歌，直到今天，各种电影小品的蓬勃兴起，也可以说是“小品文学”的繁荣时期。“小品文学”对“侃文学”的取代，标志着无形的“民间文学”的壮大，标志着文学向民众靠拢，民众真正文学的呼吁和希望。
（ 2）
除了刚刚传入中国的信息高速公路，INTNET、VCD一类外，就中国现状而言，文学作品还是借助于书本而言，但印好的书，并不一定全是文学作品，这个道理连放火烧书出名的秦始皇都知道，所以他在烧书时还保留了一些认为有用的书。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切科学都起源于“思辨”，即西方的“哲学”，中国的诸子百家。但无论怎样的方式，我们还不能否认这些里面的“文学”，“以文载道”不管是谁提出来的，“文”是不是指文学，就很难说清。唐诗宋词总该是文学了吧，但屈原的《楚辞》，汉乐赋一类，谁又能否认他们不是文学呢？可以！汉武帝时的四川成都人司马相如，就是这方面的文学家，他以一篇《小虚赋》而受到汉武帝的赏识。据说他的赋气势磅礴，想象广阔，词藻华丽，杨雄称其“长卿赋不似从人间得来”。如果汉武帝办一个《专治日报》，大主笔会舍君其谁？据史书记载，汉武帝迷信神仙，奢侈靡费，念恋女色，与昏君无异，但谁都不敢提意见，而大文学家司马相如的《上书谏猎》，不但没有定罪，连汉武帝本人看了，也称“善”，就像当今的文学家出了名，签名的签名，做广告的做广告一样，就连受到冷遇的陈皇后，用一千量黄金做“稿费”，请这位“文坛”高手写出了《长门赋》。一千两黄金等于现在多少人民币，是很容易计算出来的，《长门赋》稿费之高，打破了文学家的美梦。我们如果再看看现在司马相如后代们的佳作，我们还能为所谓的文学而自豪吗？如果一位名妓、电影、电视剧明星私下里给了你一笔钱，又要你写她小时候吃了很多苦，中年为事业又如何而奋斗，那么，而对我们这些搞文学的，在后来者面前还有什么资格讲《文学概论》，《文学的基本原理》等等，我们只有老实回答，文学就是一边明着要看、要脸，背地里去干不要脸的事！
（ 3 ）
有时候我们说古代的事如何，读者不免费劲，要说现在，要么话很多，要么无话可说似的，读者可以边读书边责怪作者，而作者拿起笔来却不知责怪谁，这似乎是历代搞文学的人的难题。
从“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字报，再到现在的“小字报”，这算不算“文学”呢？我想，和古代的奏折比起来，多少还能算得上文学。文学有时候很神圣，好像是孔圣人一类的专利；文学有时候又很卑贱，就好像厕所里贴的广告。所以文学这东西，犹如魏晋玄学，是很难说清的。
记得儿时村里修水库的时候，要动员一些人下水捞泥，当时天冷，村支书向大家作动员报告的时候严肃地说，“毛主席说，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就得靠你们这些二杆子。”。大字报形式是最直接的“民间文学”形式，推测起来，可能和“解放区”的文学口号及方向有关，即号召作家拿起笔杆作刀枪，就在解放军行军三原的征途上，毛主席以电报的形式向女作家丁玲写道，“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在当时陕北作家队伍中，有个王实味，他好像一下把笔还不当枪使，结果遭到了各种批判，就连陈毅元帅的诗中，也提到了王实味，而最近据《读书》杂志讲，王实味的后人们正在给其平反。
对于文学，我劝人们不要把他看得过于神秘、玄乎，文学就像厨房里的菜刀，可以帮你制作各种美味的东西一共享受，一方面，倘若你和谁过不去，便拿了菜刀，取他性命；另一方面，倘若对方非逼的你活不成，没有必要卖儿卖女，更没有必要磕头，便拿了菜刀去学对方的做法，取他的性命。贺龙的“三把菜刀闹革命”，才是真正的民众文学，虽然说他当时想没想稿费，那是很次要的。
（ 4 ）
传记文学的形式，起初大都和史学分不开的。凯撒写《高卢战记》的史学式的自传体文学，大多是和史学工作者的做学问的“安身立命”分不开的。像修昔底斯写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米涅的《法国大革命》，虽然学者们以自己的立场观点在研究历史，但人们也知道海伦女士，汉尼拔将军，勇敢而又带点冒失的罗伯斯尔。后来觉得在历史学家的文字里要看到真正崇拜的英雄，便有了《拿破仑传》一类的传记文学，传记文学是文学家出于对历史前进有推动作用一类的伟人的敬仰而产生的，其题材也不是仅限于在政治领域争权夺利的明君或暴君，如《居里夫人传》就是例外。到后来，失意的政客，流亡的无赖，也想进入传记文学而名垂青史，于是乎便自己动手，写起自传一类的东西。
对于中国人来说，写自传一类的东西才是近来的事情，因为中国人讲的是谦虚，“莫道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但最近好像风向变了，各种形式的传记文学弄得文学自身也乌烟瘴气。一个风尘女子拍几部电影，便写希特勒式的我的奋斗，并想发几句做人难，做一个女人更难的名言，倘若细翻这些东西，便不难看出这些东西，只不过借助于文学而给自己本来就一般的脸上拼命地抹粉而已。此风在文学界一兴，电视片上露过面，那些在Ok厅里当三陪小姐，卖假药的人，花大价钱的嫖客等等，一下子挤进了传记文学，使传记文学本身不但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并进而使其产生了变质，成了中国文学上一堆臭不可闻的垃圾！因此，也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现代的传记文学。
我觉得，这些垃圾的出现，是和民众苍蝇式的心理密切相关着的。中国民众思想上追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自然会失意、堕落、麻木、虚荣，不知所从，不知何以为耻，何以为荣，所以，对有点名气的所谓的名人便像苍蝇一样扑上去，这才是这类传记文学的真正悲剧。因为有粪便，就会有苍蝇的欢呼（特别是支撑未来社会的年轻人）；有苍蝇，就会有粪便的自豪！
所以，摆在传记文学面前的问题就再简单不过了，还用说吗？
（ 5 ）
从文学最初起源，就可以看出文学只是为统治阶级（或称为统治集团）服务的工具，带有深刻的御用性和走狗性。因此，在任何一个时代，御用文学的特征就简单地按照他们主子的意图：弄些某某中兴、某某功高盖世的文字，来搞文学了，于是，文学便和艺术暗中勾搭在一起，产生了驴一样的不伦不类的文艺，虽然贪官在吸着老百姓的血，道路上横竖都有因疾病或饥饿而死的尸首，但在皇宫的庆典上，悦耳动听的歌声，虽然老百姓反抗的刀箭离这歌舞升平的世界只有几步，而这里仍然是歌声依旧，词赋依旧，直到这些人被义军抓了去。
在和御用文学的抗争中，也有以各种文学形式揭露黑暗统治者，并号召人民起来为自己的权利而抗争的，但早期文人看不起民众，其在文学中的鼓动性就很少，了不起写写统治者如何的坏。在文学被官方当麻将牌使用的年代里，从建安七子的被杀，到大清朝的文字狱，文人是清楚的，老百姓同样是清楚的。
在一颗颗血淋淋的人头面前，抗争的文人连同他们的文学大多都走向沉默，而真正的文人内心变成了沙漠。他们的沉闷、孤独、愤世就不难理解。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文学被查禁的查禁、被查封的查封，就是偶尔流入民间的，也改变了他们所愤恨的现实，所以文人的希望破灭之后，他们就最终走向上帝的怀抱。
我们也能看见不少的所谓“暴露文学”“纪实文学”等，但是我们同样能看见身上痒得难受的人在洗澡前的“干搓”，因为这类文学的存在，对于统治者来说并不能动摇根基，反而显得大度，这类“干搓”式的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一大批读者，反到认为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呐喊者，于是便把这类文人当作英雄一样来崇拜，这不但是文学的悲剧，而得意的却是这些“干搓”文人，因为他们两面讨好。
人和其它的动物一样，天性都是怕死的。但人和动物毕竟不一样，也有不怕死的。天将降大任于文人的文学家们，在腥风雨血中清洗着自己的头脑，在黑暗中遥望着未来的前景，他们用自己的灵魂，纤弱的笔，一面揭露着黑暗，一面向民众指出活命的法儿。虽然这种文人很少，甚至很难清楚的见到，在中国，好像民国初年秋瑾。少归少，但会越来越多，就像大家在昏睡，一日醒来，无论是咳嗽还是打瞌睡，旁边的人不会没有反应。这是迟早的事。
文学的根本性不是教人如何在无聊中打发日子，而是在黑暗中照耀未来的一盏明灯，同时又是教育民众认识自身价值的普通教科书，如果《阿Q正传》的读者气愤地说，“这世道，原来如此，妈妈的，老子这下真的反了！。”那么，鲁迅先生得不得诺贝尔文学奖，又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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