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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雪依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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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清朝历史的十二个大臣

呵呵 又来历史区域灌水了 不晓得各位斑竹的第一个反映是不是要赶人了啊


废话少说了 具我所了解的皮毛历史知识 我认为 在清朝历史上  
影响了清朝历史的大臣 貌似一共有那么十二个哎 不知道对不对啊 寒   嘿嘿

以下就是我的回答了吧:
1.鳌拜
2.于成龙
3.明珠
4.隆科多
5.年羹尧
6.刘墉
7.纪晓岚
8.和绅
9.曾国藩
10.李鸿章
11.刘铭传
12.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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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 主] 来自: | 发帖时间: 2006/12/29 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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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是清代、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为数来多的在雄才大略、精明强干的皇帝之一。他后于1654年(顺治十一年),8岁即位,做了61年皇帝。电视边续剧《康熙大帝》的前二十集,展示了年轻的康熙与权臣鳌拜之间的斗争,既惊心动魄,又引人入胜。
  鳌拜是何许人?他何以能爬到清迁辅政大臣的高位,手操军政与杀伐大权,竟能威胁到至高无上的康熙皇帝的权威?
  鳌拜,满族瓜尔佳氏人,生年不可考,隶属满清太宗皇太极直辖的镶黄旗,年轻时常常随皇太极征战,骁勇善战,军功卓著,因而深得皇太极宠眷,于1634年就被授予牛录章京(汉译“佐领”),任甲喇额真(汉译“参领”)。1637年,皇太极发兵进攻明边防重地辽宁皮岛,贝子硕托、武英群王阿济格率军多次进攻未克。在这军情危急时,年轻的鳌拜挺身而出,立下军令状,获准后即率军大呼而上,强得登岛成功,然后率先举火引导后续部队冲上该岛。皮岛逐克。皇太极闻报大喜,以鳌拜首功,超升三等男爵,赐号巴图鲁(勇士),后又擢升鳌拜为最重要的镶黄旗护军统领,成为清王朝的主要将领。
  1644年清军入关。鳌拜率军定燕京,征湖广,驰骋疆场,冲锋陷阵,为清王朝统一中国立下汗马功劳。这年10月,他率军取道陕北,进攻西安的李自成军。第二年5月李自成在被追击途中遇害。1646年鳌拜又随肃亲王谊格出征四川张献忠大西军,在南充偷袭大西军军营,“大破之,斩献忠于阵”。鳌拜又以首功被顺治皇帝超升为二等公,授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在(皇帝禁卫军司令)。自此,鳌拜参议清廷大政,随侍帝侧,权势日增,处于清廷核心地位。1661年顺治帝死,皇三子玄烨刚8岁,即帝位,是为康熙。国家政务由索尼(正黄旗)、遏必隆(镶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鳌拜(镶黄旗)四个大辅政大臣掌管。鳌拜虽位居四大臣之末,但因索尼年老我病,遏必隆生性庸懦,苏克萨哈因隶属正白旗,是多尔衮旧,为索尼所恶,因而鳌拜得以擅权。他结党营私,日益骄横,竟发展到不顾康熙的意旨,先后杀死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临与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等政敌,引起朝野惊恐,康熙震怒。最后康熙终设计将鳌拜擒获,廷议当斩,康熙念鳌拜历事三朝,效力有年,不忍加诛,仅命革职,籍没拘禁。不久鳌拜死于禁所。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历史上,权臣与皇帝的斗争史不绝书。这是当时制度的必然产物。康熙与鳌拜的政争只是其中一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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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来自: | 发帖时间: 2006/12/29 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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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雪依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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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成龙,字北溟,号于山,清山西永宁州(分离石县)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终年67岁,谥“清端”、赠太子太保。于成龙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举副员,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

  于成龙少有大志,自幼过着耕读生活,受到较正规的儒家教育。顺治十八年,已44岁的于成龙,不顾亲朋的阻拦,抛妻别子,怀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无理良心”的抱负,接受清廷委任,到遥远的边荒之地广西罗城为县令。罗城新隶于清统治下不到两年,由于局势未稳,两任知县一死一逃。于成龙到罗城时,这里遍地荒草,城内只有居民六家,茅屋数间,县衙也只是三间破茅房。他只得寄居于关帝庙中。在困境中,同来的五名从仆不久或死或逃,而他以坚强的毅志,扶病理事,迈开仕宦生涯的第一步。

  罗城百废待举,首要在于安定社会,恢复生产。于是,于成龙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首先在全城乡建立保甲,严惩缉获案犯,大张声势地“严禁盗贼”。境内初安后,他又约会乡民练兵,甘冒“未奉邻而专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条”的后果,抱着为民而死甚于瘴疠而死的决心,准备讨伐经常扰害的“柳城西乡贼”。在强大的声势下,西乡“渠魁府首乞恩讲和,抢掳男女中只尽行退还”。接着又在全县搞联防,从此,“邻盗”再不敢犯境。在消除内忧外患的同时,于成龙十分注意招募流民以恢复生产,他常常深入田间访问农事,奖勤劝惰。农闲时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筑城墙。对迁入新居的农家,还亲为题写楹联,以示鼓励。在深得民心之后,他又以刚柔并用的斗争策略,解决了“数大姓负势不下”的问题,使这些一向桀骜不驯的地方豪强“皆奉法唯谨”。三年之间,就使罗城摆脱混乱,得到治理,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于成龙的突出治行受到广两布政使金光祖的重视,罗城被评为全省治理的榜样。康熙三年(1664年)春,金光祖升本省巡抚,就地方施政征询于成龙的意见。对此,于成龙曾两次条陈,针对广西地方施政的各方面,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主要内容有:一.澄清地方吏治;二.“弭盗”与“慎刑”;三.推行“抚”字催科;四.减轻百姓负担,疏盐行、除灾耗、清杂派;五.改善民族关系等等。这些建议是适应统治者的需要提出的,但很大程度上也符合民众的利益,表现了他的敢于言事和不怕风险的勇气。

  康熙六年(1667年),于成龙被两广总督芦光祖举荐为广西省唯一“卓异”,并升任四川合州(今四川合川市)知州。离罗城时,他连赴任的路资也没有,出现了百姓“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追送数十里,哭而还”的感入情景。

  四川遭战乱最久,人口锐减为全国之首。于成龙赴任的合州包括三属县,只有丁口百余人,正赋14两,而衙门的各种供役、需索使百姓繁重不支。目睹地方荒残,于成龙确定以招抚百姓为急务,他首先革除宿弊,严禁官吏勒索百姓,又免去规定的驱从,以家仆随身。

  合州土地极度荒芜。而流民不附的原因,在于原主认业。为此,他严格规定了“凡一占即为己业,后亦不得争论”的原则。同时要求各县注意为新附百姓解决定居与垦荒中的具体困难,并亲自为他们区划田舍、登记注册,借贷牛种,申明三年后起科。这样,“新集者既知田业可恃为己有而无复征发仓卒之忧,远近悦赴,旬日之间户以千计。”奖励垦荒是清初基本国策,但于成龙实行“禁止原主认业”先于清廷明确规定的15年前,加之他对具体问题的妥善解决,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骤增,田地开辟。由于招民垦荒政绩显著,康熙八年(1669年),于成龙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

  于成龙去往黄州府(今湖北黄州市)同知任四年,任知府四年。这里着重叙述他的两件事。

  一是治盗省讼。“盗”成为清初一大社会问题。在黄州府岐亭镇一带,盗贼甚至白昼劫路伤命,严重影响了地方安定和居民正常生活。于成龙上任之初,即以郡丞身份坐镇岐亭治盗。为了摸清盗情和每一件重大盗案,他总是亲自访察。他多以“微行”的方式,扮作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调查疑情,从而对当地盗情了如指掌。他还特意在衣内置一布袋,专放盗贼名单,“自剧贼,偷儿踪迹无不毕具,探袋中勾捕无不得。”

  对待案犯他主张慎刑,以教为主,采取“宽严并治”和“以盗治盗”的方法,取得突出效果。于成龙在词讼、断狱方面也以包公式人物著称。他铁面无私,头脑敏锐而细心,善于从一些常人忽视的细节上发现问题的症结。曾排解过许多地方上发生的重大疑案、悬案,使错案得到平反,从而被百姓呼为“于青天”,民间还流传着“鬼有冤枉也来伸”的歌谣。于成龙在破案、察盗方面的许多事迹,在清人野史、笔记和民间文艺中均得到反映,甚至神化。如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的《于中丞》一节中,就叙述了有关他的两个故事。他的刑法思想在清朝一代很有影响。由于在黄州府同知任上的突出政绩,于成龙又深为湖广巡抚张朝珍器重,再次被举“卓异”。

  二是两次平定“东山之乱”。于成龙举“卓异”后,被调主持武昌府政务,并将擢武昌知府。恰在这时,“三藩之乱”爆发了。在吴三桂凌厉的攻势下,贵州、湖南望风披靡。同时吴三桂派许多湖北籍部将,特封官“札书”回籍策反,制造暴乱。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麻城县发现“伪札”,知县即以“通贼”罪名大肆滥捕,搞得人人自危。接受了“副将伪礼”的该县曹家河人刘君孚父子乘机联络东山一带山寨发动暴乱。由于于成龙在当地很有影响,被请出来收拾局面。他以“招抚”为方针,查清事件原委后,发出安民告示,使绝大多数协从百姓归家,事态很快趋于缓和。随后,他又冒生命危险只身进入首先发难的刘君孚山寨中说服刘及300枪手(猎户)。10天之内,一场动乱顺利平息。八月,于成龙调任黄州知府,第二次爆乱又接踵而至。其时,潜入的奸细乘黄州府空虚,联络当地豪绅纷纷起事,“高山大潮,烽火相望”,声势与范围大大超过前次。面对险恶的形势,于成龙清醒地认识到黄州府的重要性,他力排众议,制订了决不放弃黄州、组织乡勇相机主动进剿的策略。调集各乡乡勇数千人在东山黄土坳一带,与数量上占优势的暴乱分子展开激战。在他的指挥下,尤其是他身先士卒,危急关头置生死于度外,使战斗获得全胜。当场擒获暴乱首领何士荣。后又乘胜平定了其余叛乱。二十余天内又取得平乱的胜利,受到湖广总督蔡毓荣的高度褒奖。

  四年后,于成龙升湖广下江陆道道员,驻地湖北新州(今新春县),在湖北期间,无论地位和环境都有很大改善,但他仍保持了异于常人的艰苦生活作风。在灾荒岁月,他还以糠代粮,把节余口粮,薪俸救济灾民。因之百姓在歌谣中唱道:“要得清廉分数足,唯学于公食糠粥。”为广行劝施,让富户解囊,他更以身作则,甚至把仅剩的一匹供骑乘的骡子也“鬻之市,得十余两,施一日而尽”。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龙升福建按察使离湖北时,依然一捆行囊,两袖清风,沿途以萝卜为干粮。

  于成龙在福建上任伊始,就做了一件为民称颂的好事。当时一清廷为对付台湾郑氏的抗清势力,实行了“海禁”政策。当地统治者不顾连年兵祸,民不聊生,动辄以“通海”罪名兴起大狱,使许多沿海渔民罹难。于成龙在审阅案卷时,发现每案被拟极刑的就达数十人或上百人之多,甚至殃及妇女孺子。于是他坚决主张重审,对怕得罪清室而劝阻他的人说:“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咸阿从事!”在他的力争和主持下,先后使千余名百姓免遭屠戮而获释,贫困不能归者还发给路费。

  康熙十八年(1679年)夏,于成龙在按察使任上第三次举“卓异”后升任省布政使。福建巡抚吴光祚还专疏向朝廷举荐,称于成龙为“闽省廉能第一”,从此,于成龙得到清廷的赏识和破格招用。康熙十九年春,康熙帝“特简”于成龙为畿辅直隶巡抚,翌年春,又召见于成龙于紫禁城,当面褒赞他为“今时清官第一”,并“制诗一章”表赐白银、御马以“嘉其廉能”。未逾两年,又出任为总制两江总督。

  身为“治官之官”,于成龙始终把整顿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他指出:“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识其顺逆之情”。“以一夫不获曰予之喜,以一吏不法曰予之咎,为保郅致政之本。”在黄州时,他衣内的布袋便利了治盗。升巡抚后仆人请去掉,他笑道:“此袋昔贮盗,今以贮奸贪不省之官吏,未可去也!”他新任直隶,即发出清查庸劣官员的檄文,责令各属将“不肖贪酷官员”,“昏庸衰志等辈”“速行揭报,以凭正章参处”。针对各属贿赂公行,请客送礼之风,他从利用中秋节向他行贿的官员开刀,惩一儆百。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访于民间,面对“州县各官病民积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状况,不禁叹曰:“噫!吏治败坏如倒狂澜,何止时乎?”很快颁布了《兴利除弊约》,其中开列了灾耗、私派、贿赂、衙蠹,旗人放债等15款积弊,责令所“自今伊始”,将所开“积弊尽行痛革”。与此同时,他根据自己的体会,又制订了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为内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的行为准则。方法上,他举优劾贪,宽严并济,时人说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康熙帝也称其“宽严并济,人所难学”。

  对廉洁有为的人材,于成龙反对论资排辈,他对清廷死板的任官“考成”制提出异议,认为不利于吏治建设,造成“问其官则席不暇暖,问其职则整顿无心,势彼然也,”常常使“远大之辞,困于百里,深为可惜!”为此,他屡上疏推荐人材。如直隶通州知府于成龙(史称小于成龙)、江苏布政使丁思孔等都是较有作为的清廉官吏,由于他的举荐而受到康熙帝的重用。

  于成龙对科考和教育也十分关心。在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官僚、势豪贿通学政,科考中舞弊之风盛行,贫苦士子虽皓首穷经却往往落榜。针对这种状况,于成龙规定:一旦发现弊行,“立刻正章入告,官则摘印,子衿黜革候者按律拟罪。其蠹胥、奸棍即刻毙之杖下”。对教育的重视还表现于他在各地兴办学校上。即使是像罗城那样条件困难的地区,他也很快办起学堂,并鼓励徭、壮子弟入学。他多以倡导地方绅仕捐资的方式兴办“义学”。

  于成龙的官阶虽越升越高,但生活却更加艰苦了。为扼止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他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仆”。去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民因而亲切地称他作“于青菜”。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严格的约束下,“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他天南地北,宦海20余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只一个结发妻阔别20年后才得一见。他的清操苦节享誉当时。据载,当他出任两江总督的消息传出后,南京布价骤然上涨,“金陵阖城尽换布衣。即婚嫁无敢用音乐,士大夫减驱从,毁丹亚,至有惊恐喘卧不能出户者,……奸人猾胥各拿妻鸟兽窜”。卒后居室中只看到“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无长物”。

  于成龙逝世后,南京“士民男女无少长,皆巷哭罢市。持香楮至者日数万人。下至莱庸负贩,色目、番僧也伏地哭”,可见中下层人民对他的死是十分悲痛的。康熙帝破例亲为撰写碑文,这是对他廉洁刻苦一生的表彰。

  于成龙擅长书法,诗词亦工。他的著述、奏稿等先后由其门人和孙于准辑成《于山奏牍》7卷附录1卷和《于清端公政书》8 卷行世。此外,于成龙任职直隶和两江期间,曾组织编写了他《畿辅通志》46卷、《江南通志》54卷,对整理和保存当地政治、经济、文化资料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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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珠是康熙朝最重要的大臣之一,曾名噪一时,权倾朝野,人以“相国”荣称。他官居内阁13年,“掌仪天下之政”,在议撤三藩、统一台湾、抗御外敌等重大事件中,都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同时作为封建权臣,他也利用皇帝的宠信,独揽朝政,贪财纳贿,卖官鬻爵,结党营私,打击异己,在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经历荣辱兴衰,有起有落。但是,由于他在从政晚期,被康熙帝罢相,导致关于他的许多资料都湮没不详。还有,因其子纳兰性德享誉文坛,常被人指为《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原型,那么明珠似乎就是“贾政”了。这一切,都有待于从史料中逐一厘清,还原一个真实的“明珠”形象。


  出身与发迹之谜


  北京西郊有一块《明珠及妻觉罗氏诰封碑》,系康熙二十三年(1684)九月二十四日所立,上面记载明珠“初任云麾使,二任郎中,三任内务府总管,四任弘文院学士,五任加一级,六任刑部尚书,七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八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经筵讲官,九任经筵讲官、兵部尚书,十任经筵讲官、兵部尚书、佐领,十一任经筵讲官、吏部尚书、佐领,十二任加一级,十三任武英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佐领、加一级,十四任今职。”所谓今职,是指“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佐领、加一级”。从履历上可以看出,明珠真可谓是青云直上,飞黄腾达了。于是,人们不禁会问:明珠究竟是何许人?是什么样的机缘促成了他在官场上的春风得意?


  明珠的家族是满族非常有名的叶赫部,不过,到明珠出生时,这个部落早已成为明日黄花,风光不再。他的父亲尼雅哈只得了骑都尉,世职,不能给他带来什么特别的好处。只是由于历史渊源,叶赫家族与皇室还有着姻亲关系,使得明珠从小就有机会接近皇室。


  明珠的岳父是多尔衮的亲哥哥英亲王阿济格,他一生战功赫赫,但缺少政治谋略。多尔衮死后,他想继任摄政王,曾胁迫多尔衮的属下依附自己,结果被人告发“谋乱夺政”。多尔衮灵柩回京,顺治帝亲迎时,他又携带佩刀,“举动叵测”。议政王大臣会议据此将其囚禁。阿济格竟然想挖洞越狱,并声言要放火烧掉监牢。后来,亲政的顺治帝宣布了多尔衮的十二大罪状,为绝后患,又将阿济格及其已获亲王爵位的第三子劳亲赐死,次子镇国公傅勒赫削除宗籍,其余八子均贬为庶人。很显然,明珠与阿济格之女成婚已是冒了极大的风险,这种姻亲关系绝不可能成为他在官场上扶摇直上的阶梯。


  一切都要靠他自己。明珠为人聪明干练、善解人意,又通满、汉两种语言,能言善辩,遇人嘘寒问暖,善结人心。这才是他官场得意的重要原因。


  明珠最初出任的云麾使,是负责皇帝出巡时车驾仪仗的小官,是个权力很小的差使。但因他聪慧机警,善解人意,熟悉典章制度,很快就得到掌卫事内大臣遏必隆的赏识。康熙帝继位后,遏必隆成为四辅政大臣之一,他立即推荐明珠升任郎中,后来又做了内务府总管,成了皇室内部事务的管家。明珠因此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近康熙帝及其他皇亲国戚与王公大臣,观察宫廷内部的斗争,为他日后进一步施展才华做好了铺垫。在剪除鳌拜的斗争中,明珠始终保持超然的态度,不与任何一派联手,也不得罪任何一人,从而较为轻松地躲过了纠葛。康熙五年(1666),得到各方面好评的明珠由内务府总管调任内弘文院学士,进入朝政中枢机构。在这个职位上,他除了做大学士的助手外,还曾外出会勘河务。不久,明珠被提拔为刑部尚书,并参与了对台湾郑经的议和活动,为日后康熙帝收复台湾做好辅垫。到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对许多依附鳌拜的官员,予以革职、降级等处分,对于那些与鳌拜没什么关系的官员,则给予升迁和奖赏。明珠那种不左不右的处事策略,使他不仅未被牵连,反而很快就出任了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要职。


  三大功绩


  平定“三藩”之乱


  明珠得到康熙帝的格外青睐还是从议撤“三藩”开始的。当时三藩手握重兵,每年消耗的粮饷即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他们雄踞一方,权力很大,其中吴三桂甚至可以自由选任云南、贵州两省的官员,号称“西选”。加之“三藩”骄横无忌,残害百姓,遂成为清朝中央政权的巨大威胁。年轻的康熙帝把三藩问题作为要解决的三件大事之一,并把它写下来时刻警示自己,日夜思考解决的办法。


  事也凑巧。康熙十二年(1673),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奏请返回辽东养老,由他的儿子尚之信袭封王爵,继续驻守广东。康熙帝敏锐地感觉到这是撤藩的好机会,便让议政王大臣与户、兵二部议奏。兵部尚书明珠等主张,应该同意尚可喜返回辽东的请求,而且他的儿子也不能承袭爵位。结果,朝廷下令尚可喜撤藩,使与情况相同的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两个藩王处在尴尬的境地。他们不得不上疏申请撤藩,以窥测朝廷动向。不过,从内心来讲,他们还是很希望康熙帝能够降旨“慰留”的。对于三藩之中势力最弱的耿精忠的“申请”,议政王大臣会议很快就表示同意。但对于吴三桂,则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以大学士索额图、图海为代表的官员认为,吴三桂镇守云南,虽然存在诸多弊端,但大体还算平安,他们担心云南会因吴三桂的撤离而出现不稳定,还会带来其他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建议仍由吴三桂镇守云南,反对撤藩。其实,他们是怕吴三桂造反。而兵部尚书明珠则坚持反对保留吴三桂的藩属,与康熙帝的本意相吻合,显示出一定的政治远见。


  面对撤藩会引起三藩造反的言论,康熙帝说:“三藩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下令吴三桂率领所属官兵,全部迁离云南。吴三桂在党羽的怂恿下,传檄四方,耿精忠、尚之信等人响应,挑起了“三藩之乱”。


  清廷得到吴三桂反叛的消息,全国震动,满朝文武大臣大多惊惶失措。当初极力反对撤藩的大臣活跃起来,他们主张以和为重,纷纷建议康熙帝取消撤藩的谕令。当时主持朝政的大学士索额图请求杀掉主张撤藩的明珠等人,以安抚吴三桂。康熙帝说:“这是朕的主意,与他人何干!”只有明珠摸透了康熙的心思,他联合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强烈支持康熙帝撤藩,主张以武力大举讨伐以吴三桂为首的叛军,深得康熙的赞赏和欢心。吴三桂在云南期间,他的儿子吴应熊、孙子吴世霖作为人质,一直留在京城。为向天下表示铲除吴三桂的决心和能力,明珠向康熙帝建议,应将吴应熊、吴世霖立即处死,康熙帝认为言之有理,当即同意。吴三桂得到这一消息,大惊失色,深知遇上强劲对手,气已短了三分。


  此后,明珠全身心地投入到平叛斗争中,协助康熙帝运筹帷幄,他不仅主持兵部的日常工作,还经常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分析敌我军情,制定应对策略,调兵遣将,供应粮饷,为平定叛乱作出了重要贡献。至康熙十四年(1675)冬,清廷逐渐扭转了被动的局面,明珠即由兵部尚书转任吏部尚书,直接负责各级官员的升降与赏罚。为了给平叛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明珠努力安抚汉族下层地方官,奖忠抚叛,极大地分化和瓦解了反清阵营。为团结汉族知识分子,明珠还会同九卿奏准,在清廷控制区域内添行乡试,湖广、江西、福建等战乱地区的考生,也可以参加考试。这对于缓解满汉矛盾、促进平叛的斗争,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藩之乱平定后,朝廷论功行赏,提升明珠为武英殿大学士,并让他长期掌管兵部尚书的要职。康熙还发布上谕说:“当时有请诛建议者,朕若从之,皆含冤泉壤矣!”


  收复台湾中的作用


  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壮举。但郑氏集团坚持抗清,又成为清廷统一全国的障碍。郑成功逝世后,他的儿子郑经继位,继续和清廷对抗。


  康熙帝本人很愿意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收复台湾。康熙八年六月,刚刚逮捕鳌拜后,康熙帝就派刑部尚书明珠与兵部侍郎蔡毓荣前往福建,接洽和谈事宜。


  明珠首先命慕天颜等人带上皇帝的诏书及自己的亲笔信前往台湾,试探郑经的态度。明珠在给郑经的信中说:“阁下人中之杰,反自外于皇仁,此岂有损朝廷哉?但为阁下惜之耳。诚能翻然归命,使海隅变为乐土,流离复其故乡,阁下亦自海外而归中原,不亦千古之大快,而事机不可再得者乎?”郑经虽然礼待来使,但不肯接康熙帝诏书,惟独打开明珠的信件仔细阅看,并回信表示感谢。他又回派柯平等人随同慕天颜到泉州,与明珠讨价还价。郑经坚持“执朝鲜事例,不肯剃发,世守台湾,称臣纳贡而已”。清军入关后,按照满族人的习惯,在全国强制推行“剃发令”,曾引起汉族人士的强烈反抗,但它毕竟已成为是否承认清朝统治地位的“试金石”。明珠在与郑经接触过程中,始终坚持剃发之事,强调台湾是中国固有领土,不能以朝鲜之例办理。在谈判中,明珠做出了很大让步,同意郑氏“封藩、世守台湾”,但声明既然受封称臣,“岂有异其制,另其服乎”?明珠还遵从康熙帝的意旨,给郑经写信:“剃发一事,所当一意仰从,无容犹豫者也。”并派人劝其剃发附清,但郑经还是坚持不能剃发,谈判破裂。


  康熙二十年(1681),郑经病死,后嗣发生纠纷,郑经长子被杀,年仅12岁的次子郑克塽(shuǎng)袭王位。福建总督姚启圣请求朝廷合兵进剿,明珠等人也认为,应该利用郑氏集团互相猜忌的机会,以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康熙帝和明珠等商议后,命福建将军、总督、巡抚、提督等人,同心合力,剿抚并用,平定海疆。明珠考虑到总督和提督共同指挥彼此势必会相互牵制,可能徒劳无功,而由一人来统一指挥,其意志则容易得到执行。康熙接受了明珠的建议,让福建提督施琅(lánɡ)一人独自统兵进发,相机自行进剿。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克塽遣使求降,台湾问题顺利解决。


  清军占据台湾后,对于郑氏集团人物的安排,康熙帝原打算将他们安插到直隶、河南等处,但为了防止郑克塽等人滋事,最后还是接受了明珠的主张把他们编入旗人中,严加看管,以免生事。另外,康熙帝还采纳了明珠的建议,任用了一些台湾投诚的人,结果从中涌现出了不少有作为的人物。


  关于台湾的弃守问题,明珠的态度也十分鲜明。内阁学士李光地等人主张弃守台湾,在他们看来,驻守台湾必然会加重朝廷的财政负担,无利可图,甚至想到将其拱手让给荷兰。施琅等人则坚决主张固守台湾,指出台湾对于大陆,无论在政治、经济、国防上都有重要的作用。明珠赞同施琅的建议:“施琅目击彼处情形,请守已得之地,则设兵守之为宜。”并最终取得康熙帝的同意,下令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从此,台湾与大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更加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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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清一代,被皇帝公开以“舅舅”相称呼的,大概只有隆科多一人。就是这个隆科多,在康熙帝晚年诸皇子之间扑朔迷离、明争暗斗的皇位大战中地位非同一般,是康熙、雍正两朝皇权交替之际最为关键的核心人物。这与他在雍正即位之后飞黄腾达、显赫一时有着直接关系;他最终为雍正所猜忌,屡遭打击,直至被圈禁而死,实际上其根源也在于此。


  隆科多能够跻身政坛,风云一时,与他的身世、他的眼光有绝大关系。在他起家发达乃至身败名裂的过程中,步军统领一职起着重要作用,而他的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和最仓皇潦倒的一幕都在皇家园林畅春园及其附近上演。


  显赫身世


  隆科多的祖辈、父辈都为清廷建有很大功勋而封官晋爵:祖父佟图赖,是顺治帝孝康章皇后的父亲,入关以后多次出征山东、山西、河南、湖广等地,军功卓著,历任定南将军、礼部侍郎,晋爵至三等子,死后又特赠为一等公,原因是“父以女贵”,是皇太后的父亲。父亲佟国维,又是康熙帝孝懿仁皇后的父亲,所以佟国维既是康熙的舅舅,也是康熙的岳父,地位自然尊崇。他又曾三次跟从康熙亲征噶尔丹,立功颇多。因此,佟国维也是仕途一路畅达,历任侍卫、内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晋爵一等公。佟国维还有一女做了康熙的贵妃。


  因其祖父和父亲的缘故,隆科多与康熙也有着双层的亲戚关系,既是康熙的表弟,也是康熙的内弟,自然受到重用。康熙二十七年(1688),隆科多开始任一等侍卫,不久就提拔为銮仪使兼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四十四年(1705),康熙发现其部属违法,下谕斥责隆科多不实心办事,革去其副都统、銮仪使之职。但到康熙五十年(1711),他又重新受到重用,得授步军统领的重要职位。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负责维持京城防卫和治安,并统帅八旗步军及巡捕营将弁,权责重大,由皇帝特简满洲亲信大臣兼任。由此可见康熙对其亲信程度。五十九年(1720)十一月,任理藩院尚书,仍管步军统领事务。


  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在演绎这一段历史时,把康熙五十年隆科多的突然升迁、再受重用,归因于康熙看到诸皇子你争我斗、局势混乱,为保证身后皇位平稳交接,国家不至于出现大的动荡,而预先培养提拔隆科多作为关键时刻稳定大局的重臣。联系到康熙末年的政局,以及佟佳氏家族与清朝皇室数代联姻的特殊地位,康熙作出这样的人事安排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是要说康熙栽培隆科多,是为扶持皇四子胤禛登位则似乎并不确切。这要从隆科多的前任托合齐说起。


  托合齐,自康熙四十一年(1702)始任步军统领,康熙五十年离职。其间,凭恃康熙的宠信,多有欺罔不法之事,如出行必用亲王仪仗等。托合齐的诸多不法行为引起参劾,康熙却采取宽容态度,始终未予深入追究。但这种情形到康熙五十年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康熙再次与太子胤礽发生矛盾,公开谴责太子,开始处理太子党人,慢慢纠出托合齐。


  原来,康熙四十八年(1709)十一月,多罗安郡王去世,托合齐于其丧事期间,纠集部分满族官员多次聚集在都统鄂善家宴饮,被人告发。此类宴饮本是禁止,但康熙起初认为宴饮可以宽宥。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参加宴饮人员除步军统领托合齐外,还有刑部尚书齐世武、兵部尚书耿额和八旗的部分军官。这些人掌握一定的军事权力,尤其是步军统领一职,直接负有保卫皇帝之责。这引起了康熙的警觉。他认为托合齐一伙会饮是为太子笼络朋党。这是可能的。太子早就厌烦了数十年的等待生活,曾多次向人抱怨。即使太子本人没有异心的话,但谁能保证他的党人不鼎力拥戴呢?经过调查,康熙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托合齐等人极有可能不惜以武力逼迫自己传位给皇太子。康熙愤怒地指责托合齐等人为“乱臣贼子”。


  托合齐离职时,因会饮案正在调查中,所以其罢官理由是“以病乞假”。但随着案情的清晰,康熙下令逮捕托合齐。康熙五十二年托合齐病死狱中后,康熙采取了颇为极端的处罚手段,下令“锉尸扬灰”,不许收葬。康熙又下令将涉及此案的八旗军官全部革职。对于齐世武,在五十一年指责他“谄事”太子,用铁钉将他钉在墙上,呼号数日而死。康熙对待大臣少有如此之残酷,如对鳌拜,仅仅圈禁而已,对索额图虽然处置较重,但也没有施以极刑。鳌拜和索额图虽然威胁皇权,但毕竟离紫禁城里的皇帝较远,不易发难。而步军统领托合齐就不同了,他就在皇帝身边,如果刀兵相向,任凭康熙再有本事,也难以阻止。托合齐等人的行为可能也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令康熙觉到有生命之虞,所以才如此重惩。据亲历康熙二废太子现场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记载,康熙废黜太子的最大理由就是他有谋反的嫌疑。这当然与托合齐会饮一事有关联。


  托合齐之后,康熙选择了隆科多接任步军统领一职。康熙为何让曾被斥为“不实心办事”的隆科多接替这么重要的一个职务?分析起来,有如下原因。


  首先,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任人唯亲的因素起作用。隆科多生于身世显赫之家,三代为清廷效忠,又有两个姐姐是康熙的皇后和贵妃,在情理上不会逼迫康熙下台。


  康熙选择隆科多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相信隆科多不会参与皇子结党之事。当然,隆科多绝对不是无党的君子。此前他就与大阿哥相善,而大阿哥是皇八子胤禩集团中的人物,在康熙四十七年太子首次被废后曾积极为八弟谋取储位。康熙发觉后,予以严惩。康熙四十八年,康熙特地就此事斥责隆科多,说你与大阿哥相好,人们都知道。那意思似乎是警告隆科多不要卷入皇子结党。此后,隆科多表现得很安分。康熙五十五年(1716),皇八子病重,康熙让平素与其关系密切者皆去看望,此中甚至包括极力与胤禩疏远的胤禛,却惟独没有隆科多。看来,隆科多的中立功夫做得很到家了,以致康熙不再将他看为胤禩的同党。


  当然,隆科多个人的才能也是康熙看重的。隆科多是康熙外戚中最有才能的一个人,曾被康熙称赞为“能够做将军的人”。


  总之,康熙认为隆科多不会对自己起异心,所以才选择他。事实也是如此,隆科多成为康熙晚年最得力的大臣之一,经常秘密执行一些重要使命,如监视废太子、大阿哥,掌握其他宗室王公的动向等,随时将情报密报康熙。隆科多尽职尽责,表现出色,康熙生前多加赞赏。但在康熙身后,就不一样了。隆科多正好在康熙逝世后才发挥步军统领的关键作用,没按康熙可能有的遗愿拥立新君,而是从自身的荣华富贵出发,当机立断,就近拥立皇四子胤禛,遂成为雍正初年政坛上风云显赫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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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看过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的朋友,都一定会对年羹尧留下深刻印象。这位显赫一时的年大将军曾经屡立战功、威镇西陲,满朝文武无不服其神勇,同时也得到雍正帝的特殊宠遇,可谓春风得意。但是不久,风云骤变,弹劾奏章连篇累牍,各种打击接踵而至,直至被雍正帝削官夺爵,列大罪92条,赐自尽。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大将军最终落此下场,实在令人扼腕叹息。那么,历史上的年大将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又是什么原因导致雍正要下决心除掉这个自己曾经倚为心腹的宠臣?


  两朝重臣,一家荣宠


  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汉军镶黄旗人,生年不详(一说生于康熙十八年,即1679年)。其父年遐龄官至工部侍郎、湖北巡抚,其兄年希尧亦曾任工部侍郎。他的妹妹是胤禛的侧福晋,雍正即位后封为贵妃。年羹尧的妻子是宗室辅国公苏燕之女。所以,年家可谓是地位显贵的皇亲国戚、官宦之家。


  虽然年羹尧后来建功沙场,以武功著称,但他却是自幼读书,颇有才识。他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进士,不久授职翰林院检讨。翰林院号称“玉堂清望之地”,庶吉士和院中各官一向绝大多数由汉族士子中的佼佼者充任,年羹尧能够跻身其中,也算是非同凡响了。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羹尧迁内阁学士,不久升任四川巡抚,成为封疆大吏。据清人萧奭(shì)所著的《永宪录》记载,这时的年羹尧还不到30岁。对于康熙的格外赏识和破格提拔,年羹尧感激涕零,在奏折中表示自己“以一介庸愚,三世受恩”,一定要“竭力图报”。到任之后,年羹尧很快就熟悉了四川通省的大概情形,提出了很多兴利除弊的措施。而他自己也带头做出表率,拒收节礼,“甘心淡泊,以绝徇庇”。康熙对他在四川的作为非常赞赏,并寄以厚望,希望他“始终固守,做一好官”。


  后来,年羹尧也没有辜负康熙帝的厚望,在击败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的战争中,为保障清军的后勤供给,再次显示出卓越才干。康熙五十七年(1718),授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统领军政和民事。康熙六十年(1721),年羹尧进京入觐,康熙御赐弓矢,并升为川陕总督,成为西陲的重臣要员。这年九月,青海郭罗克地方叛乱,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年羹尧又利用当地部落土司之间的矛盾,辅之以“以番攻番”之策,迅速平定了这场叛乱。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抚远大将军、贝子胤被召回京,年羹尧受命与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的延信共同执掌军务。


  到了雍正即位之后,年羹尧更是倍受倚重,和隆科多并称雍正的左膀右臂。年羹尧是胤禛的亲郎舅,在胤禛继位前已为他效力多年,二人的亲密程度自不必多言。雍正元年(1723)五月,雍正发出上谕:“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著边防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这样,年羹尧遂总揽西部一切事务,实际上成为雍正在西陲前线的亲信代理人,权势地位实际上在抚远大将军延信和其他总督之上。雍正还告诫云、贵、川的地方官员要秉命于年羹尧。同年十月,青海发生罗卜藏丹津叛乱。青海局势顿时大乱,西陲再起战火。雍正命年羹尧接任抚远大将军,驻西宁坐镇指挥平叛。


  到了雍正二年初,战争的最后阶段到来,年羹尧下令诸将“分道深入,捣其巢穴”。各路兵马遂顶风冒雪、昼夜兼进,迅猛地横扫敌军残部。在这突如其来的猛攻面前,叛军魂飞胆丧,毫无抵抗之力,立时土崩瓦解。罗卜藏丹津仅率200余人仓惶出逃,清军追击至乌兰伯克地方,擒获罗卜藏丹津之母和另一叛军头目吹拉克诺木齐,尽获其人畜部众。罗卜藏丹津本人因为化装成妇人而得逃脱,投奔策妄阿拉布坦。这次战役历时短短15天(从二月八日至二十二日),大军纵横千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敌营,犁庭扫穴,大获全胜。年羹尧“年大将军”的威名也从此震慑西陲,享誉朝野。


  平定青海战事的成功,实在令雍正喜出望外,遂予以年羹尧破格恩赏:在此之前,年羹尧因为平定西藏和平定郭罗克之乱的军功,已经先后受封三等公和二等公。此次又以筹划周详、出奇制胜,晋升为一等公。此外,再赏给一子爵,由其子年斌承袭;其父年遐龄则被封为一等公,外加太傅衔。此时的年羹尧威镇西北,又可参与云南政务,成为雍正在外省的主要心腹大臣。


  君臣知遇,千载一时


  年羹尧不仅在涉及西部的一切问题上大权独揽,而且还一直奉命直接参与朝政。他有权向雍正打小报告,


  把诸如内外官员的优劣、有关国家吏治民生的利弊兴革等事,随时上奏。他还经常参与朝中大事的磋商定夺。比如耗羡归公政策的推行,最早在康熙末年就有官员上疏建议,年羹尧也曾提出,但为康熙所斥责而未果。到了雍正上台后,山西巡抚诺岷等人又奏请实行,朝野上下一时议论纷纭。在此情况下,雍正特地征询年羹尧的意见:“此事朕不洞彻,难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律例馆修订律例,雍正阅后发给年羹尧看,要他提出修改意见。


  雍正二年(1724)冬,年羹尧入京觐见之前,雍正因其要来,就命各省地方大员赴京集会,四川巡抚蔡珽以没有可以会商的事务提出不同看法,雍正又就此向年征询意见。以年的行止来定其他地方督抚的行动,可见雍正把年羹尧的地位置于其他督抚之上,以使其政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有关重要官员的任免和人事安排上,雍正则更是频频与年羹尧交换意见,并给予他很大的权力。在年羹尧管辖的区域内,大小文武官员一律听从年的意见来任用。元年四月,雍正命范时捷署理陕西巡抚,不久想要改为实授,把原任巡抚调为兵部侍郎,雍正特和年商讨这项任命。另一次雍正在安排武职官员时“二意不决”,就征询年羹尧的意见,问他如果将陕西官员调往他省升用“你舍得舍不得”,要他“据实情奏来,朕依尔所请敕行”。四川陕西以外官员的使用,雍正也经常征求年的意见。一次河南开归道一职缺出,雍正一时“再想不起个人来”可以任用,就与年羹尧商量其人选。还有一次,雍正听到对京口将军何天培的为人有不同意见,就问年羹尧是否也有所耳闻,并希望他据实上奏,以决定其去留。年羹尧密参署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不能担当巡抚重任,雍正遂将赵革职。江西南赣总兵缺出,朝廷拟用宋可进,年羹尧奏称他不能胜任,请以黄起宪补授,雍正便依从了年羹尧的意见。

青海平定之后,雍正在给年羹尧奏折的朱批中写道:“尔之真情朕实鉴之,朕亦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年羹尧进京期间,即与总理事务大臣马齐、隆科多一同处理军国大政。雍正还因为他“能宣朕言”,令其“传达旨意,书写上谕”。年羹尧俨然成了总理事务大臣。


  雍正跟年羹尧的私交也非常好,并且给予特殊的荣宠。雍正认为有年羹尧这样的封疆大吏是自己的幸运,如果有十来个像他这样的人的话,国家就不愁治理不好了。平定青海的叛乱后,雍正极为兴奋,把年视为自己的“恩人”,他也知道这样说有失至尊的体统,但还是情不自禁地说了。


  为了把年羹尧的评价传之久远,雍正还要求世世代代都要牢记年羹尧的丰功伟绩,否则便不是他的子孙臣民了:


  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这简直就是以对年羹尧的态度来判断人们的正确与否。


  至此,雍正对年羹尧的宠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年羹尧所受的恩遇之隆,也是古来人臣罕能相匹的。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尧入京觐见,获赐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及金币等非常之物。年羹尧本人及其父年遐龄和一子年斌均已封爵,十一月,又以平定卓子山叛乱之功,赏加一等男世职,由年羹尧次子年富承袭。


  在生活上,雍正对年羹尧及其家人也是关怀备至。年羹尧的手腕、臂膀有疾及妻子得病,雍正都再三垂询,赐送药品。对年父亲遐龄在京情况,年羹尧之妹年贵妃以及她所生的皇子福惠的身体状况,雍正也时常以手谕告知。至于奇宝珍玩、珍馐美味的赏赐更是时时而至。一次赐给年羹尧荔枝,为保证鲜美,雍正令驿站6天内从京师送到西安,这种赏赐可与唐明皇向杨贵妃送荔枝相比了。


  雍正对年羹尧宠信优渥,并希望他们彼此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他对年说:


  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


  此时的年羹尧,志得意满,完全处于一种被奉承被恩宠的自我陶醉中,进而做出了许多超越本分的事情,最终招致雍正的警觉和忌恨,以致家破人亡。


  盛极而衰,身败名裂


  年羹尧的失宠和继而被整是以雍正二年十月第二次进京陛见为导火线的。在赴京途中,他令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无人臣礼”。年进京不久,雍正奖赏军功,京中传言这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又说整治阿灵阿(皇八子胤禩集团的成员)等人,也是听了年的话。这些话大大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


  年羹尧结束陛见回任后,接到了雍正的谕旨,上面有一段论述功臣保全名节的话:“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在这个朱谕中,雍正改变了过去嘉奖称赞的语调,警告年要慎重自持,此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


  分析年羹尧失宠获罪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擅作威福。年羹尧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


  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理应优待,但年把他们留在身边当作“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必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


  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打算亲自撰写序言,尚未写出,年羹尧自己竟拟出一篇,并要雍正帝认可。年羹尧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仪,“御前箕坐,无人臣礼”,雍正心中颇为不快。


  第二,结党营私。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他还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小说《儿女英雄传》所写纪县唐实指年羹尧,说他是经略七省的大将军,“他那里雄兵十万,甲士千员,猛将如云,谋臣似雨”。这些都是艺术上的夸张,与实际情形有很大的出入,但也说明年羹尧的势力之大。


  许多混迹官场的拍马钻营之辈眼见年羹尧势头正劲、权力日益膨胀,遂竞相奔走其门。而年羹尧也是个注重培植私人势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亲信,“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比如他弹劾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断不可令为巡抚”,而举荐其私人李维钧。赵之垣因此而丢官,于是转而投靠年羹尧门下,先后送给他价值达20万两之巨的珠宝。年羹尧就借雍正二年进京之机,特地将赵带到北京,“再四恳求引见”,力保其人可用。遭年参劾降职的江苏按察使葛继孔也两次送上各种珍贵古玩,年羹尧于是答应日后对他“留心照看”。此外,年羹尧还借用兵之机,虚冒军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别当上了直隶道员和署理副将的官职。

第三,贪敛财富。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在这种节骨眼上,雍正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雍正对年羹尧的惩处是分步逐渐进行的。第一步是在雍正二年十一月年羹尧陛见离京前后,此时雍正已作出决定,要打击年羹尧。年羹尧离京后接到的那份朱谕就是对他的暗示。


  第二步是给有关官员打招呼。一是雍正的亲信,要求他们要与年羹尧划清界限,揭发年的劣迹,以争取保全自身;一是年羹尧不喜欢的人,使他们知道皇帝要整治年了,让他们站稳立场;一是与年关系一般的人,让他们提高警惕,疏远和摆脱年羹尧,不要站错了队。这就为公开处治年羹尧做好了准备。


  第三步把矛头直接指向年羹尧,将其调离西安老巢。


  到了三年正月,雍正对年羹尧的不满开始公开化。年指使陕西巡抚胡期恒参奏陕西驿道金南瑛一事,雍正说这是年任用私人、乱结朋党的做法,不予准奏。


  年羹尧曾经参劾四川巡抚蔡珽威逼所属知府蒋兴仁致死,蔡珽因此被罢官,经审讯后定为斩监候;而年羹尧的私人王景灏得以出任四川巡抚。这时雍正已经暗下决心要打击年羹尧,蔡珽被押到北京后,雍正不同意刑部把他监禁起来,反而特地召见他。蔡珽陈述了自己在任时因对抗年羹尧而遭诬陷的情况,又上奏了年羹尧“贪暴”的种种情形。雍正于是传谕说:“蔡珽是年羹尧参奏的,若把他绳之以法,人们一定会认为是朕听了年羹尧的话才杀他的。这样就让年羹尧操持了朝廷威福之柄。”因此,雍正不仅没有给蔡珽治罪,而且升任他作了左都御史,成为对付年羹尧的得力工具。


  雍正三年三月,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所谓“祥瑞”,群臣称贺,年羹尧也上贺表称颂雍正夙兴夜寐,励精图治。但表中字迹潦草,又一时疏忽把“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惕朝乾”。雍正抓住这个把柄借题发挥,说年羹尧本来不是一个办事粗心的人,这次是故意不把“朝乾夕惕”四个字“归之于朕耳”。并认为这是他“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所以对他在青海立的战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接着雍正更换了四川和陕西的官员,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署理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在任所作乱。四月,解除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


  最后一步是勒令年羹尧自裁。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更加看清形势,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并于当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忌刻罪6条,残忍罪4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


  雍正说,这92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30多条,但念及年羹尧功勋卓著、名噪一时,“年大将军”的威名举国皆知,如果对其加以刑诛,恐怕天下人心不服,自己也难免要背上心狠手辣、杀戮功臣的恶名,于是表示开恩,赐其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官。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


  在电视剧《雍正王朝》中,年羹尧失势后,估计到雍正不会放过自己,可能最终难逃一死,所以给其贴身家人巨额银票,让他带着两个怀孕的蒙古小妾远走高飞、隐藏民间,以延续年家的香火。这个情节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这时的年羹尧不仅不是没有子嗣,而且还不止一个儿子。《雍正王朝》还有一段剧情说,年羹尧是在雍正的另一宠臣李卫的监视之下于杭州的城门洞里自尽的,也不准确,实际上他是死于北京。


  关于雍正为何杀年羹尧,史学界向来有争论。有人说是因为年想造反,又有人说年羹尧当年参与了雍正与诸兄弟的皇位之争,雍正这样做是杀人灭口。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这些说法:


  犯上谋反,难成定谳 有一种观点认为年羹尧的死是因为他自立为皇帝。乾隆时学者萧奭在《永宪录》中提到:年羹尧与静一道人、占象人邹鲁都曾商谈过图谋不轨的事。有的学者也持此说,认为“羹尧妄想做皇帝,最难令人君忍受,所以难逃一死”。而《清代轶闻》一书则记载了年羹尧失宠被夺兵权后,“当时其幕客有劝其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观天象,浩然长叹曰:不谐矣。始改就臣节”。说明年确有称帝之心,只因“事不谐”,方作罢“就臣节”。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充分依据的。


  在封建时代最注重名分,君臣大义是不可违背的,做臣子的就要恪守为臣之道,不要做超越本分的事情。


  年羹尧的所做所为的确引起了雍正的极度不满和某种猜疑。年羹尧本来就职高权重,又妄自尊大、违法乱纪、不守臣道,招来群臣的侧目和皇帝的不满与猜疑也是不可避免的。雍正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又喜欢表现自己,年羹尧的居功擅权将使皇帝落个受人支配的恶名,这是雍正所不能容忍的,也是雍正最痛恨的。雍正并没有惧怕年羹尧之意,他一步一步地整治年羹尧,而年也只能俯首就范,一点也没有反抗甚至防卫的能力,只有幻想雍正能看着旧日的情分而法外施恩。所以,他是反叛不了的。雍正曾说:“朕之不防年羹尧,非不为也,实有所不必也。”至于年羹尧图谋不轨之事,明显是给年罗织的罪名,既不能表示年要造反,也不能说明雍正真相信他要谋反。


从年羹尧来看,他一直也是忠于雍正的,甚至到了最后关头也一直对雍正抱有很大幻想。


  在被革川陕总督赴杭州将军任的途中,年羹尧幻想雍正会改变决定,因而逗留在江苏仪征,观望不前。结果这反使雍正非常恼怒,他在年羹尧调任杭州将军所上的谢恩折上这样批道:“看此光景,你并不知感悔。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你这光景,是顾你臣节、不管朕之君道行事,总是讥讽文章、口是心非口气,加朕以听谗言、怪功臣之名。朕亦只得顾朕君道,而管不得你臣节也。只得天下后世,朕先占一个是字了。”雍正的这段朱批实际上已经十分清楚地发出了一个信号:他决心已定,必将最终除掉年羹尧。


  直至年羹尧接到自裁的谕令,他也一直迟迟不肯动手,还在幻想雍正会下旨赦免他。但雍正已经下定决心,认为使其免遭凌迟酷刑、自裁以全名节已属格外开恩,所以他应该“虽死亦当感涕”,因此年羹尧生路已绝。一个想要谋反的大臣怎么会对皇帝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呢?雍正在给年羹尧的最后谕令上说:“尔自尽后,稍有含冤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不能消汝罪孽也。”在永诀之时,雍正还用佛家说教,让年心悦诚服,死而不敢怨皇帝。


  杀人灭口,事出有因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年羹尧参与了雍正夺位的活动,雍正帝即位后反遭猜忌以至被杀。不只是稗官野史,一些学者也持这种看法。据说,康熙帝原已指定皇十四子胤继位,雍正帝矫诏夺位,年羹尧也曾参与其中。他受雍正帝指使,拥兵威慑在四川的皇十四子允,使其无法兴兵争位。雍正帝登基之初,对年羹尧大加恩赏,实际上是欲擒故纵,待时机成熟,即罗织罪名,卸磨杀驴,处死年羹尧这个知情之人。有人不同意此说,主要理由是雍正帝继位时,年羹尧远在西北,并未参与矫诏夺位,亦未必知晓其中内情。但客观上讲,当时年羹尧在其任内确有阻断胤禵起兵东进的作用。


  关于雍正帝篡改遗诏夺取皇位的情况,许多著述都进行了阐释,阎崇年先生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也有系统归纳,此不赘言。各家说法,见仁见智,莫衷一是。雍正即位一事,确实疑点很多。而他即位后,又先后处置了原来最为得力的助手年羹尧和隆科多,让人更不禁要怀疑这是作贼心虚、杀人灭口。当然,这只能算是合理推定,尚无铁的资料作为支撑,所以,这种怀疑套句俗语说就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我们暂且抛开雍正决心除掉年羹尧的真正动因不说,从年羹尧自身而言,他的死确实有点咎由自取。他自恃功高,妄自尊大,擅作威福,丝毫不知谦逊自保,不守为臣之道,做出超越臣子本分的事情,已为舆论所不容;而且他植党营私,贪赃受贿,“公行不法,全无忌惮”,为国法所不容,也为雍正所忌恨。这就犯了功臣之大忌,势必难得善终。所以《清史稿》上说,隆、年二人凭借权势,无复顾忌,罔作威福,即于覆灭,古圣所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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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墉就是家喻户晓的“刘罗锅儿”,因为他为官“忠君、爱民、清廉”,深得百姓喜爱。有关他的事迹广为流传。当代的影视剧作家也很了解民众这种渴盼清官的心理,于是,刘墉成了清代大臣中“上镜率”最高的大臣之一(其他两位是和珅和纪晓岚)。在剧作家的安排下,他和大贪官和珅成了死对头和欢喜冤家,和珅在他面前总是显得笨手笨脚,经常弄巧成拙,想算计人反遭算计。乾隆皇帝对他又爱又恨、又有点无可奈何。这个人物寄托了中国老百姓太多的理想和愿望,他是智慧的化身,也是正义的化身,甚至连他的罗锅儿也让人不惟不觉其丑陋,反成为他的标志性特征。其实,荧屏上的刘墉和历史上的刘墉并不完全重合,从形象到事迹有许多地方源自剧作家的想像。


  刘墉真的是罗锅儿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一下清代的取士、选官标准。


  在封建社会,选官向来是以“身、言、书、判”作为首要条件的。所谓身,即形体,需要五官端正,仪表堂堂,否则难立官威。所谓言,即口齿清楚,语言明晰,否则有碍治事。所谓书,即字要写得工整漂亮,利于上级看他的书面报告。所谓判,即思维敏捷,审判明断,不然便会误事害人。


  在这四条标准之中,“身”居首位,是最重要的。因为观瞻所系,不能不特别强调。


  刘墉系科甲出身,必在“身言书判”四方面合格,方可顺利过关。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刘墉不会是“罗锅儿”。姜纬堂先生早在1996年时,就曾在《北京晚报》上专门撰文《刘墉绰号“罗锅”考》,指出过这一点。


  还有一个旁证,可以从侧面说明一定的问题。按照当时制度,举人应会试三科不中者,还可以应“大挑”一科。这一科不考文章,只论相貌,标准是“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个字,以字形喻体形、相貌。“同”指长方脸,“田”指四方脸,“贯”指人的头大而身体直长,“日”指身体端直而高矮肥瘦适中。以上这四个字是好字,符合者有中选的可能;“身”指身体不正,“甲”指头大身子小,“气”指一肩高耸,“由”指头小身子大。这四个字是不好的字,沾上一个就会落选。可见,清代选官很重视被选者的相貌,所以,刘墉即使算不上仪表堂堂,总也不至于体有残疾。


  当然,“刘罗锅”的称号,也事出有因。史书上记载,嘉庆帝曾称刘墉为“刘驼子”,可见他确实有些驼背。不过,刘墉当时已经年届80岁,难免会驼背弯腰,这就很可以理解了。如果以此认定刘墉年轻时即为“罗锅”,那就不准确了。


  可见,从形象言之,历史上的刘墉与民间传说和文艺作品中的刘墉并不一致。那么,从为官行事的角度看,历史上的刘墉是不是像剧作家描写的那样清廉干练,不畏权势,是不是真的能将大贪官和珅戏弄于股掌之中,在乾隆皇帝面前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刘墉的精干与“糊涂”


  刘墉出身于山东诸城刘氏家族,这个家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很多。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为顺治年间进士,祖父刘棨(qǐ)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父亲刘统勋更是一代名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为官清廉果敢,乾隆帝说他“遇事既神敏,秉性复刚劲,得古大臣风,终身不失正”。


  刘墉生长在这样世代书香、以科举仕进为荣的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自不必言,后来他成为四库全书馆副总裁也证明了其学识的渊深。但不知什么原因,满腹经纶的刘墉却迟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至少目前尚未发现他在30岁之前参加科举考试的记录。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33岁的刘墉才因为父亲的关系,以恩荫举人身份参加了当年的会试和殿试,并获进士出身,旋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庶吉士是翰林的预备资格,一般从科考成绩优异的进士中选拔,然后在庶常馆学习深造,期满考试合格者,授翰林院编修。清代翰林虽然薪俸较薄,但作为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近臣,号称“清贵”,“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而且,大臣死后如果想得到皇帝赐谥的“文”字,则必须是翰林出身。所以,清代以科举仕进者尤重翰林出身。应当说,刘墉在仕途上开局良好。


  精干有为,任职四方 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开始,刘墉被外放做地方官,此后20余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主要做地方官,由学政、知府,直至一方面的督抚大员。在做地方官期间,他基本上还是秉承了乃父刘统勋的正直干练、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对科场积弊、官场恶习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整顿,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诸城县志》称赞他:“砥砺风节,正身率属,自为学政知府时,即谢绝馈贿,一介不取,遇事敢为,无所顾忌,所至官吏望风畏之。”同时,他也不遗余力地贯彻乾隆皇帝的意旨,查禁书,兴文字狱,捉拿会党,积极推行文化高压政策。


  刘墉做过提督安徽学政和提督江苏学政。提督学政是一省的教育长官,类似于现在的教育厅长,但不同之处在于,学政不受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节制,独立开展各项事务,督抚大员也不能侵其职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学政离任,督抚才可暂时代管其事。学政还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反映地方情况,吏治民风。

刘墉在前往安徽赴任前,乾隆帝特意召见并赐诗,其中有“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之句,意思是希望刘墉能够不辱门楣、有所建树。在出任江苏学政前,乾隆皇帝仍有诗相赠,可见对刘墉抱有厚望。刘墉也不辱使命,很是严肃认真。据清人笔记记载:“昔日刘石庵相国视学江苏,严肃峻厉,人多畏惮。”刘墉曾先后两次提督江苏学政,相隔近20年,为官处事风格也由峻厉刚急转为平和舒缓,但严肃认真则是一贯的。以刘墉第二次出任江苏学政时按试扬州为例,因为把关严格,使得许多想以作弊蒙混过关者最后不敢入场。


  乾隆三十四年(1769),51岁的刘墉获授江宁知府。从乾隆十六年(1751)中进士时算起,到此时刘墉浮沉宦海已经整整18年。说来,刘墉的仕途并不平坦,早在做翰林院编修时,其父刘统勋因事获罪,刘墉遭株连被革职,与诸兄弟一起下狱;后外放刘墉作安徽和江苏学政,因表现卓异得到乾隆皇帝赏识,擢山西太原府知府。刘墉之父刘统勋,曾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到山西查办布政使蒋洲侵帑案,乾隆二十四年(1759)到山西查办过将军保德侵帑案,声誉颇佳。刘墉同样是不负重托,到任后不几天便将前任遗留下的疑难案件审理一清,受到官民的一致称赞。正当刘墉以政绩迁冀宁道时,前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段成功亏空案发,刘墉以失察罪差一点丢了性命,后来朝廷加恩命他赴军台效力赎罪长达一年,回北京后又在一个叫作“修书处”的闲散机构里蹉跎两年。由此可见,这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运并不怎么“亨通”。


  刘墉能够在重罪之后出任江宁知府,说来还是沾了父亲的光。此时刘统勋圣眷正隆,先后以大学士之职兼管兵部和刑部,被乾隆皇帝倚为股肱之臣。因此,在乾隆三十三年刘统勋七十寿辰之时,乾隆皇帝不仅亲书匾额志贺,还加恩刘墉以知府候补。第二年,刘墉获授江宁府知府。


  刘墉也十分珍视这次机会,“颇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内,妇人女子无不服其品谊,至以包孝肃比之”。创作于嘉庆初年的弹词《刘公案》,就是主要以刘墉在江宁知府任上决断疑案、为民做主的故事为蓝本改编而成的,虽然其中必然夹杂着弹词艺人的想像夸张和道听途说的内容,未必都是实录,但说明刘墉在短短一年的江宁知府任上确实有政绩、有政声,是难得的贤能官吏。著名诗人袁枚也在一首诗中称赞刘墉说:“初闻领丹阳,官吏齐短脰(dòu)。光风吹一年,欢风极老幼。先声将人夺,苦志将人救。抗上耸强肩,覆下纡缓袖。”意思是说,刘墉到江宁后,对下属要求严格使其不敢耀武扬威,对百姓关爱拯其脱离水火,不怕得罪上司而怕百姓受苦。


  此后,刘墉历迁江西、陕西、江苏,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刘墉被授湖南巡抚,其官职全称是巡抚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节制各镇,兼理粮饷,驻长沙,兼理军民事务,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


  在湖南任期内,刘墉继续以前的作风,盘查仓贮,勘修城垣,整顿吏治,镇压反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刘墉的政绩可谓斐然。《清史列传》上面说他:“在任年余,盘查仓库,勘修城垣,革除坐省家人陋习,抚恤武冈等州县灾民,至筹办仓谷,开采峒硝,俱察例奏请,奉旨允行。”将其所办大事都列举出来了。《湖南通志》也赞扬刘墉抚湘期间,所行诸事“民以为便”。


  乾隆四十七年,刘墉奉调入京出任左都御史,命在南书房行走。当时和珅炙手可热,刘墉遂“委蛇其间,惟以滑稽悦容其间”。这又表现了刘墉为人和为官的另一面。刘墉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同时也是官场中人,他也要按照官场的规则做事,包括应付上级和同僚的圆滑趋避之术。大体说来,他任地方官、能够独当一面的时期,主要表现了清勤刚正的一面,“一时有阎罗包老之称”;入京以后,正好碰上和珅专宠于乾隆,擅弄威权,排斥异己,刘墉只好以静默自守,以滑稽模棱取容。


  滑稽模棱,情非得已 刘墉刚入京的几年仕途还算顺利,做到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其间还处理了一件棘手的案子。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国泰是山东巡抚,其父四川总督文绶是刘墉的老上级,更关键的是,国泰的后台就是乾隆皇帝的红人和珅。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御史钱沣参劾山东巡抚国泰专横,以向皇上纳贡的名义大肆搜刮钱财,下属历城、益都等几十个州县仓库亏空严重。乾隆皇帝对此事十分重视,责成和珅、刘墉等同钱沣一起前往核查。


  国泰,满洲镶白旗人,姓富察氏。国泰与和珅过从甚密,因此,和珅得到要查办国泰等的消息后立即派家人通风报信,使得国泰有了挪用其他款项填补亏空的时间。赴山东途中,和珅还以言辞威胁钱沣。据钱泳《履园丛话》记载,刘墉深知和珅与国泰的关系,因此常与钱沣密商对策。到山东历城县后,和珅说不用彻底核对,只要抽查几十个库就可以了,并且先起身回到住所。钱沣要求先封库,第二天彻底拆封。结果发现库里的银两“多系圆丝杂色银”,通过盘诘库吏得知,这些银两是从各商铺借来充数的。于是,出告示叫各商铺前来认领,“大呼曰:迟来即封贮入官矣”。于是商贾纷纷前来认领,库藏为之一空。


  在这件事上,刘墉自始至终支持钱沣,他的态度对于案情最终水落石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很显然,刘墉支持钱沣,同时也就得罪了和珅。从这件事我们看到,刘墉仍不失其“刚正”。


  此后的几年里,刘墉似乎总是在犯错误,受指责,乾隆对他显然并不满意。乾隆五十二年初,刘墉因为漏泄他和乾隆帝关于嵇璜、曹文埴(zhí)的谈话内容,不仅受到申饬,而且失去了本应获授的大学士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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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关于纪晓岚与和珅的电视剧层出不穷,剧中的纪晓岚正直、机智、英俊、洒脱,与油腔滑调、不学无术的和珅形成鲜明对比。纪晓岚与和珅打成一片,时时不忘捉弄对手,让他出尽洋相,又每每能化险为夷,成功避开来自和珅的报复。观众看了无不忍俊不禁,深感痛快。可是,历史上纪晓岚的真实面貌到底是怎样的呢?


  纪晓岚(1724~1805),名昀,晓岚是他的字,直隶河间献县(今河北沧县)人。据史书记载,他一生诙谐、滑稽,机敏多变,才华出众,给后世留下许多趣话,素有“风流才子”和“幽默大师”之称。他是清代著名的学者、诗人、目录学家和小说家。总体而言,他的一生与民间传说中的形象和银屏上的形象存在很大的不同。


  乾隆词臣


  在流行的民间传说和电视剧中,纪晓岚与乾隆这对君臣的关系是十分融洽的,其间充满信任、调侃和幽默。这是经过美化了的描写,历史上并不如此。实际上纪晓岚不过是乾隆蓄养的文学词臣而已。这要先从纪晓岚的长相说起。


  在民间传说中,纪晓岚的形象风流倜傥,一表人材;在银屏上,基本上由张国立“垄断”的纪晓岚形象,也颇说得过去。真实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据史书上记载,纪晓岚“貌寝短视”。所谓“寝”,就是相貌丑陋;所谓“短视”,就是近视眼。另外,跟纪晓岚交游数十年的朱珪曾经有诗这样描述纪晓岚:


  河间宗伯姹,口吃善著书。


  沉浸四库间,提要万卷录。


  如此说来,纪晓岚还有口吃的毛病。当然,纪晓岚既然能通过各层科举考试,其间有审音官通过对话、目测等检查其形体长相以及说话能力,以免上朝时影响朝仪“形象”,应该不至于丑得没法见人,但无论如何,纪晓岚长相不好看,却是无疑的。长得丑,近视眼,口吃,这些生理特点都成为纪晓岚一辈子与乾隆貌合神离、不得乾隆真正信任的重要原因。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背景知识。纪晓岚的官场命运是由乾隆掌握的。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圣主”,也是一位自小生长深宫的皇帝,有很多怪习。对于纪晓岚来说,乾隆最要命的一条就是对身边近臣的用人标准。他不但要求这些人机警敏捷,聪明干练,而且要相貌俊秀,年轻漂亮。例如和珅、王杰、于敏中、董诰、梁国治、福长安等人都是数一数二的“美男子”,故而得到重用。和珅的美貌是不用说的了,即使是福长安,能在乾隆晚年得到宠信,一方面是由于他死心塌地地追随和珅,与其结成死党,另一个重要原因却是因为他年轻漂亮。曾经来华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其著作中记载说,福长安英气逼人,是一个典型的贵族美少年。


  长相本由天注定,没有办法选择。相貌丑陋的纪晓岚却偏偏又碰上乾隆,所以即便他再才华横溢,也难得到真正的重视,难以参预重大的政治决策,只能以文字安身立命。纪晓岚只能做乾隆的词臣,而难以做乾隆的宠臣、重臣。纪晓岚一生中两次任乡试考官,六次任会试考官,三次任礼部尚书,均是这种际遇的体现。这种官职并无重权、实权,只是大清朝廷的摆设而已。即便是乾隆派他出任都察院,因判案不力,本应受罚,乾隆却说:“这次派任的纪晓岚,本系无用腐儒,本来只不过是凑个数而已,况且他并不熟悉刑名等事务,又是近视眼……他所犯的过错情有可原。”可见纪晓岚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其实,长相不过是一个表层原因。纪晓岚跟乾隆的隔阂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专制君主从本质上来说,不会喜欢稍有个性、具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有一次,内阁学士尹壮图指陈弊政,称各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我经过各省地方,问起官吏的好坏,人们都皱眉叹息,各省风气大抵皆然”。由于这些话惹恼年岁已高、再也听不进忠言的乾隆,结果军机大臣要将尹壮图拟斩。尹壮图之父尹松林与纪晓岚为同年进士,当纪晓岚打算为尹壮图求情时,乾隆竟勃然大怒,当即骂道:“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原来,皇帝让纪晓岚总纂《四库全书》,并不是真正把他当成独当一面的重臣,只是把他当作给皇帝解闷的戏子之流。公元前一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因为为李陵说了几句话,竟惹得汉武帝大怒而受到残酷的宫刑。司马迁痛定思痛,说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1800多年过去了,纪晓岚面临的竟是同样的处境:在专制的皇权面前,一个知识分子是难有尊严的。纪晓岚面对乾隆的指责,只能忍气吞声。我想,在电视剧中,是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镜头的吧?


  正如清史专家邓之诚先生所言,乾隆用人“颇以貌取,文达(即纪晓岚)貌寝短视,且江北人,故不为纯帝(即乾隆)所喜。一时若翁覃溪、朱竹君、王兰泉、邹一桂皆不得朊(ruǎn)仕,际遇颇相似,纯帝所许为明敏之才,率外擢督抚。若于文襄、梁文定、董文恭,皆以弄臣蓄之”。以长相作为选用人才的标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如上所述,纪晓岚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不过如此。那么,从纪晓岚这一方来说,他是怎么认识自己的处境呢?纪晓岚一生,做过翰林院编修、日讲起居注官、侍读左庶子、侍读学士、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总理中书科事务、兵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官,诰受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兼文渊阁直阁事,赐紫禁城内骑马。中间只有乾隆三十三年(1768)因给亲家卢见曾通风报信而卷入盐政亏空案,被发配到乌鲁木齐,但也仅仅两年多就被召回京师做官。所以在一般人眼里,纪晓岚也可以算是官运亨通的一个人。然而,久在官场浮沉的纪晓岚并没有体会到多少飞黄腾达的快感,他的内心更多的时候是充满孤独、愁苦的感叹。这从纪晓岚一生中的几个细节可以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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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4月,“中青在线”网站发布了一条消息称:《亚洲华尔街日报》日前选出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人们对这6人也许都并不陌生。就拿其中之一的和珅来说吧,他能够榜上有名,全在于他的贪污。他的贪污成果可谓“富可敌国”,和珅被嘉庆处置后,其财富落入嘉庆手中,所以民间一直流传着“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青年才俊《清史稿》和《清史列传》中只记载,和珅“少贫无藉,为文生员”,除此之外,有关和珅青少年时期的记载很少。大概受这些史料的影响,有些学者就认为和珅出身于地位低下的“包衣旗人”,也就是内务府包衣(包衣在满语里是“奴仆”的意思)。不过此说并不确切。


  八旗才俊


  冯佐哲曾在《和珅评传》中作过详细考证,和珅应该是满洲正红旗人,他家曾一度被抬入正黄旗,获罪后其家属又被划归正红旗。和珅生于乾隆十五年,父亲名常保,母亲为伍弥泰之女。家原住北京西直门内驴肉胡同。有人说和珅出身“贫贱”、“卑微”,估计是和珅当政时升迁太快,又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故被人所痛恨,遭到过他打击、排挤的人,故意造谣,以表示他不配当宰相。这种说法甚至影响到了外国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来华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就在其回忆录中说,皇帝的首相和中堂是鞑靼人,出身低微,但是很有才干。当然,和珅出生时,家境并不富裕,却是事实。


  从许多野史中可以知道,和珅童年时曾在家里与弟弟和琳一起接受私塾先生的启蒙教育。又由于他的父亲曾任福建副都统,所以和珅10来岁时,得以和弟弟一起进入咸安宫官学。咸安宫与武英殿相邻,均位于紫禁城的西华门内。


  咸安宫官学创建于雍正初年,当时仅供内务府包衣子弟就学。但到了乾隆元年,除了原来内务府子弟外,还开始从八旗满洲都统等家庭中选取“可以造就之俊秀子弟”就读,每旗10名;另外,大臣子弟中有情愿入学的,也可以来此就读。这所官学的教师多由翰林学士充任,最差的也是举人。学校分为汉书十二房,清书三房,各设教师一名,教授骑射和满语的教师有3人。所设课程主要有满、汉、蒙古语以及经、史等内容。此外,每个学生还必须学习骑射和使用火器等军事课程。


  从有关资料来看,咸安宫官学是当时官学中之最上品,不仅其教习非同凡响,而且在这里就读的学生也都经过严格选拔,一个个都品学兼优,相貌俊秀。用通俗的话说,咸安宫官学实际上是一所师资力量雄厚、学生质量很高的全国重点学校。青年和珅能够就读咸安宫官学,正说明了他是正红旗中一名声誉不错的年轻后生,其仪表、才能都非同凡俗。事实上,有史料记载说,和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男子,玉树临风,脸庞白皙,行动敏捷,举止端庄,言语诙谐。这不正是一个惹人喜爱的白面书生形象吗?可是,目前流行的影视剧中的和珅,总是油头滑脑,阿谀奉承,不学无术,机关算尽,又常常被刘墉、纪晓岚等人捉弄的可笑形象。剧中的纪晓岚却是文采风流的书生,其实历史上的纪晓岚反而是相貌丑陋、又有口吃近视眼的毛病。可以看出,影视剧中的和珅与纪晓岚跟历史上真实的形象似乎刚好调了个个儿,真是令人感慨!


  和珅天资聪明,记忆力强,过目不忘,加上他努力学习,所以经常得到老师们的夸奖。除了能将四书五经背诵得滚瓜烂熟外,和珅的满文、汉文、蒙古文和藏文也都相当不错。日后和珅在乾隆身边时,运用各种语言接待不同民族的上层人士,同时能用多种文字起草上谕,甚至连西域秘咒也略知一二,能猜测乾隆心理,使得自己官运亨通,飞黄腾达,与少时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和珅还练得一手好字,对诗词歌赋与绘画都能来上一手,可惜当他受诛之后,人们不齿他的为人,故作品流传不广。


  高官赏识,夫妇情深


  和珅18岁时结婚,娶英廉之孙女冯氏为妻。英廉原姓冯,内务府包衣籍汉军镶黄旗人,曾任内务府大臣、正黄旗满洲都统、直隶总督、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并担任过《四库全书》正总裁,是乾隆时期颇得信任的高官。他为官比较清廉,乾隆四十八年(1783)病故时,乾隆特赐白银5000两治丧,入贤良祠,谥文肃。由于孙女自幼失去双亲,英廉对她格外疼爱,当发现和珅之后,英廉认定他绝非等闲之辈,日后必能发达,故决定把心爱的孙女许配给他。


  和珅家庭虽说是个中上等人家,但他父亲长年在外任职,开销较大,他和弟弟和琳与继母的关系又不大好,因此经济拮据,手头并不宽裕。据说这个时期,他常常带着家仆刘全找人借钱,以供咸安宫官学花销。在这种情况下,英廉对他多方关照,使他顺利完成了咸安宫的学业。


  和珅与冯氏结婚后,相亲相爱,感情颇好,夫唱妇随。嘉庆三年(1798)冯氏去世时,和珅极为难过,他为妻子连作六首悼亡诗,其中一首写道:


  结缡(lí)三十载,所愿白头老。


  何期中道别,入室音容杳。


  屏帏尚仿佛,经卷徒潦倒。


  泪枯挽莫众,共穴伤怀抱。


  游川分比鳞,归林叹只鸟。


  追思病时言,尚祝余足好。(时余足疾复作)


  犹忆含殓前,不瞑心未了。


  自此退食馀,谁与伴昏晓。


  由此可见他们结婚30多年,夫妻关系一直不错。冯氏对和珅也极为体贴,即使是在病中,也念念不忘和珅的腿病。冯氏还为和珅生了唯一一个长大成人的儿子:丰绅殷德,此子日后娶得乾隆最心爱的女儿和孝固伦公主。总之,和珅夫妇两人心心相印,互相关心,家庭生活幸福美满。这种情形恐怕是看惯了电视中和珅形象的观众所不了解的吧?


  在家庭生活方面,和珅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他总想让他的家族保持着蒸蒸日上、人丁兴旺的局面,他对自己的亲人总是担负着深深的责任。他的弟弟和琳是他一手提拔和精心栽培的,他也一直为弟弟的家庭操劳。不仅和琳是他一手带大的,而且由于和琳长年在外,和琳子女的婚嫁也都由和珅操办。嘉庆元年(1796),和琳在外督办军务,不幸染病身亡。和珅非常伤心,写了15首挽词,“言不成声,泪随笔落”,感情真切凄惨。他写道:


  看汝成人瞻汝贫,子婚女嫁任劳频。


  如何又为营丧葬,谁是将来送我人。


  和珅的伤感并不是没有来由。嘉庆元年正是他处在权势顶峰的时期,但他可能已经预感到了由于自身贪权纳贿所陷入的人生阴影。纵然他是一个重视家庭的家长,但他早已走上歧路,无法回头,给他的家庭带来的并不是永恒的荣耀,而是抹不去的耻辱。和珅死后,和家一落千丈。丰绅殷德看到昔日的富贵荣华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自己在政治上已经没有任何前途,顿感心灰意懒,日渐颓废。他有诗写道:“功名事业俱泡影,埋骨何劳墓志铭。”嘉庆十五年(1810),丰绅殷德悒郁而终,年仅36岁。


  乾隆宠臣


  在人们印象里,和珅似乎生来就有权有势,是乾隆的宠臣。其实,和珅的发迹是有一个过程的,而且他自身的才能在某种程度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和珅的起家要说起英廉慧眼识珠,似乎还真是不假。和珅20岁踏进官场,几年后仕途果然是步步高升,非常人所能及。


  乾隆三十四年(1769),和珅20岁,承袭了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和珅显然并不满意自己的处境,所以第二年他参加了顺天府乡试,可惜没有中举。23岁时,和珅被授为三等侍卫,得到出入宫廷的机会,负责仪仗事宜。此后,到乾隆四十年,和珅从三等侍卫擢升为乾清门御前侍卫,兼副都统。第二年正月,27岁的和珅出任户部右侍郎,三月升军机大臣,四月兼内务府大臣,八月调镶黄旗副都统,十一月充国史馆副总裁,十二月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赐紫禁城骑马,他的一家也由正红旗抬入正黄旗,成为“上三旗”的一员。这样的升迁速度恐怕是历史上极其少见的情形。在封建社会,怀才不遇的情形比比皆是,很多有才之士往往郁郁而终。可是对和珅而言,虽然曾经一度在考场上名落孙山,但数年后竟然得到一个机会,从此平步青云,官儿越做越大,很快就爬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位置。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和珅又是怎么抓住机会的呢?综合历史记载,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说,有一次乾隆看奏报,得知要犯逃亡,心中生气,随口说出《论语》中的“虎兕出于柙”,众侍卫都不知乾隆所说何意,和珅则说,“皇上是说,管此事者,当负此责”。乾隆很是高兴,问和珅是否读《论语》,又问他的家世年岁,和珅皆奏对称旨,于是受到提拔。根据这则传说,又生出两种情节:其一是《清朝野史大观》中说,有一次乾隆在轿子中背诵《论语》,突然忘了下文,跟班的和珅脱口而出,由此得到乾隆的赏识。其二是薛福成在《庸盦笔记》中记载,当乾隆要出巡时,突然找不到仪仗用的黄伞盖,就问该谁负责。很多侍卫吓得不敢作声,只有和珅朗声答道:“当然是管这个事情的人负责。”从而引起乾隆的注意。


  (2)陈焯(zhuō)在《归云室见闻杂记》中记载,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出巡山东。他喜欢坐一种骡子拉的小车,“行十里一更换,其快如飞”。有一次恰巧是和珅跟班,大概是旅途无聊之际,乾隆就与和珅聊起天来。乾隆问和珅是什么出身,和珅说自己曾是咸安宫官学学生。乾隆很好奇,既然是学生,怎么却不是通过考试做上官的?乾隆就问和珅参加过科举没有,和珅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曾参加过乾隆三十五年的考试,但没有考中。乾隆又让他背当年的应试文章,和珅跟在小车旁边,一边走一边背,很快就将当年的文章一字不差地背出来了。


  乾隆听了之后,对和珅说:“你的文章其实可以考中的。”看来,和珅的文字并不是很差,而且能够很快背诵5年前的一篇文章,可算是很难得的了。由此,和珅的聪明伶俐给乾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和珅是雍正爱妃转世,与乾隆有宿缘。这跟一桩凄惨幽美的宫廷情缘有关。乾隆快到20岁那年,有一次进宫,经过父皇雍正的一个妃子身边,看见她正在对镜梳头,游戏心起,便突然从后面捂住了她的眼睛。该妃不知道身后是太子,大惊,顺手便拿起梳子向后边打去,正中乾隆的额头。第二天,雍正皇后看见乾隆额头上有伤痕,逼问出这一情形,大怒,认为是这个妃子调戏太子,马上将她赐死。年轻的乾隆非常害怕,想为此妃辩白,但又不敢这样做。犹豫再三,束手无策。后来他跑到书房,以小指染上朱色,返回妃子的住所,见到她已经上吊,但还没有气绝,便在妃子颈上点了朱色,说:“我害了你!如果魂魄有灵,20年后再相见吧。”就这样,此妃死去。当和珅引起乾隆注意的时候,乾隆发觉和珅似曾相识,一再思之,想起来和珅的容貌跟那个死去的妃子相似,密召和珅觐见,令其靠近御座,俯视其颈,竟然发现当年的指痕似乎犹在,于是乾隆便默认和珅是父皇爱妃的后身了,对他倍加爱惜。


  这个故事中乾隆与其父皇爱妃之间的情愫固然凄清感人,但也只能是茶余饭后的笑谈而已,没有多少可信度。不过,其中透露出乾隆与和珅那种若有若无的同性恋情感,倒似乎不是不可能。清代官场多有好“男风”陋习,乾隆可能也未能免俗。众所周知,乾隆用人喜好俊秀之人,而和珅正是一个美男子,而且聪明伶俐,受到乾隆异常宠爱,不无可能。这在当时人的言行中也可以找到一些迹象,比如御史钱沣就曾经指责和珅办公地点过于接近皇帝住所。


  以上说法不管是真是假,有一点倒可以肯定,那就是和珅这个年轻人确实肚里有货,所以才能在皇帝身边很快引起注意。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即使是机会来了,他也抓不住。有了这接近皇帝的第一步,和珅很快就成为乾隆的宠臣,大清帝国的一颗政治新星升起来了。令人惊奇的是,乾隆对和珅的宠遇并不是一时性起,而是长久不衰,即使是在明知和珅是一代巨贪的情况下,也并不怪罪。和珅这颗政治明星在帝国的政坛上持续闪耀了20多年,他凭什么本事做到了这一点?


  和珅的本事和珅被乾隆发现之后,便开始不离皇帝左右。他除了悉心侍奉,还留心乾隆的一举一动,天长日久,乾隆想做什么,想说什么,他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不等乾隆开口,和珅便能操办停当,把皇帝侍候得舒舒服服。用通俗的话说,和珅在乾隆身边的角色就是帮忙和帮闲的角色,而且每次都帮得恰到好处。


  乾隆喜欢附庸风雅,吟诗作赋,和珅便在这方面下苦功,闲暇时即学诗不辍,以“骚人”自居。平心而论,和珅的诗写得还不赖。与和珅同时代的钱泳就承认,和珅之诗,颇多佳句,看得出和珅很通诗律。和珅的大多数诗作收入了《嘉乐堂诗集》(此诗集由和珅的侄子丰绅宜绵整理保存)中,有不少是流露真情之作,比如上面所引写家庭生活的诗歌写得就比较感人。和珅有一首《夏日即事》写到自己喜诗的情形:


  同人纳爽晚凉中,豪饮连倾百斗空。


  自笑疏狂无检束,强颜犹爱入诗丛。


  凭借着精心打造出来的诗歌功底,和珅可以经常与乾隆和诗,并赢得乾隆的欢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至今还保留着当年和珅与乾隆和诗的文档。


  乾隆喜欢欣赏古董,对字画、文物和各种工艺品也爱不释手,于是和珅就挖空心思,加以满足。比如,朝鲜使臣就曾看到和珅进奉金佛给皇帝。他说:“京城内有佛铺子,互相买卖。朝臣用此进献,皇帝亦以赏赐贵臣。千秋节晨朝,有进贡覆黄帕架子,盛以金佛一座,长可数尺许,舁入阙中,闻户部尚书和珅所献。”乾隆爱书法,和珅就刻意摹仿乾隆的手迹,常常能以假乱真,以至于到了后来,乾隆的有些诗匾题字,就干脆交由和珅代笔。现在北京故宫重华宫内屏风上的诗文是乾隆书写,而挂在故宫崇敬殿的御制诗匾,据考证却是由和珅代劳的。
和珅还曾与乾隆共习佛法。乾隆崇奉喇嘛教,对佛教经典也很有造诣。他曾主持翻译并刻印《满文大藏经》。和珅也学佛经,有的书还说他曾与乾隆一起修练密宗,与皇上保持着一种极为特殊的关系。


  在日常生活中,和珅对乾隆更是体贴入微,甚至不顾及自己的身份。每当见到乾隆咳嗽时,和珅虽贵为大学士、军机大臣,他仍毫不犹豫地马上端个痰盂去接。他对乾隆皇帝也从来不称“臣”,而只说“奴才”,虽说这是满族人的规矩,但自然也很让乾隆受用。


  乾隆喜欢讲排场,贪图享受。和珅深解其意,就多次陪同皇帝巡幸江南、避暑山庄,又东巡祭祖,朝拜孔庙,西巡五台山,拈香拜佛。他还极力为乾隆扩建圆明园、避暑山庄,修缮皇宫殿阁,并为乾隆准备好了做太上皇时居住的宁寿宫。和珅还利用自己善于敛财的本事,广开财路,公开卖官,尽量少用甚至不用国库银两,使乾隆极为满意。我们知道,清代的财政管理体制极为严格,所有开支均有明确的规定。为了敛财,和珅无所不用,比如侵吞、受贿、索要、放债、开店、收税、盘剥等。乾隆80大寿时,他借举行万寿大典与千叟宴之机,命令外放三品以上大员都要有所进献,在京各衙门长官要捐出俸银,而最富的两淮盐商也要捐银400万两。他还创设了“议罪银”,就是让有过失的官员以交纳罚银代替处分,少则数千两,多则几十万两。这些钱全不入国库,而是直接交到内务府,入乾隆私囊。内阁学士尹壮图上奏,表示反对这种做法,结果差点丢掉性命。《啸亭杂录》也记载,由于和珅的多方搜刮,使得原来入不敷出、经常需要户部补贴的内务府,不到几年就扭亏为盈。当然,和珅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也借机中饱私囊,凡是外省进贡皇帝的礼品,都要过和珅这一关,从中截留。等和珅被抄家时,发现他所藏的珍珠手串,比皇宫里的还要好,还要多。


  和珅与乾隆皇帝还是儿女亲家。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赐和珅6岁的长子名为丰绅殷德。丰绅二字为满语,意有福泽之意。乾隆还把自己最心爱的小女儿和孝固伦公主许配给他。乾隆一生共有10个女儿,其中5个早夭,和孝固伦公主是最小的一个。《清史稿》中记载,这个小公主是乾隆最钟爱的女儿,没嫁之前就赐予金顶轿,宠爱一时。到她13岁时,被破格封为固伦公主。按清朝体制,皇后所生之女才能被封为“固伦公主”,品级相当于亲王。妃、嫔所出或由皇后收养的宗室之女,只能封为“和硕公主”,品级相当于郡王。和孝固伦公主的母亲是惇妃,可见乾隆对这个小女儿的怜爱。由于这个女儿长得很像乾隆,乾隆甚至还曾经对她说,你若是男子,我必立你为储君。


  乾隆五十四年(1789),刚刚15岁的和孝固伦公主与丰绅殷德完婚,下嫁时,乾隆除了大量赏给她土地、庄丁和奴仆外,还赏赐很多嫁妆。据朝鲜使臣记载:“宠爱之隆,妆奁之侈,十倍于前驸马福隆安时。自过婚翌日,辇送器玩于主第者,概论其值,殆过数百万金。二十七日,皇女于归,特赐帑银三十万。大官之手奉如意珠贝,拜辞于皇女轿前者,无虑千百。


  虽以首阁阿桂之年老位尊,亦复不免云。”此后,到十二月初三日,和孝固伦公主与丰绅殷德合卺(jǐn)后6天,进宫举行回门礼,乾隆又毫不吝啬,大加赏赐。同时,乾隆还赏赐丰绅殷德大量的礼品。


  乾隆肯把自己最心爱的小女儿和孝固伦公主下嫁和珅之子,并赏赐丰厚的妆奁,无疑是对和珅的极大宠幸。这种儿女亲家关系也进一步加深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使和珅成为其他人望尘莫及的皇亲国戚。


  随着执政时间的逐步变长,年纪愈来愈大的乾隆,对和珅也更为依赖,无人能够替代。由于乾隆的宠信,和珅的官职扶摇直上,军机大臣、步军统领、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太子太保、掌吏户刑三部及三库、理藩院、内务府、圆明园、茶膳房、造办处、上驷院、太医院及御药房等事,高官做遍,在清朝历史上空前绝后,无人能敌。


  以和珅的才能,充当乾隆身边的一员能干之臣,这是毫无问题的。和珅从乾隆四十五年起任理藩院尚书,凭借自己所掌握的几门少数民族语言,妥善处理过各种各样的民族事务,而且在乾隆用兵西北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赢得乾隆由衷的称赞。和珅还曾先后多次接待过朝鲜、英国、安南、缅甸等国的使臣,尤其是全权处理过与朝鲜和英国的外交事务,表现了良好的外交才能。据朝鲜使臣记载,乾隆每问和珅一件事情,他不但能立即回答,而且能够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得一清二楚。英国使臣马戛尔尼也说,和珅英俊潇洒,有宰相气度,谈笑风生,从容自若,事无巨细,一言而办。外国人的记述当不会是虚构出来的,这说明和珅确有办事的才能。但是,仅仅凭此,或可获宠于一时,但要保持宠任长久,则非常不易。


  和珅又有什么秘诀可以做到后面这一点呢?这就可以联系到和珅性格上的特点。当初朝鲜使臣跟和珅接触时,就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和珅“为人狡黠,善于逢迎”。这一性格特点决定了和珅对乾隆是一种逢迎取宠的态度。皇帝喜欢什么,和珅就做什么。从前面所述可知,和珅跟乾隆的关系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种逢迎和被逢迎的格局。这使得和珅日益走上成为一代巨贪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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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楼] 来自: | 发帖时间: 2006/12/29 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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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在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一个叫白杨坪的偏僻村庄,诞生了一位对晚清历史影响颇大的人物——曾国藩。


  曾国藩没有显赫的家世,直到他的祖父曾玉屏时才成为当地一个拥有100多亩土地的小地主,而他的父亲曾麟书43岁时才考取一个秀才。但是中国人总是喜欢把一些灵异之事附会到大人物身上,对曾国藩也不例外。


  出生:巨蟒转世的神话


  传说曾国藩出生的前一天晚上,其曾祖父曾竟希公做了一个梦:一条巨蟒,盘旋空中,旋绕于宅之左右,接着入室庭,蹲踞良久。老人第二天早晨百思不得其解,随即有人告诉他:“恭喜公公,今早添了一个曾孙了。”老人一听,恍然大悟,认为这新出生的曾孙就是那条蟒蛇投的胎。他联想起唐朝名将郭子仪出生时其祖父也梦见大蟒蛇进门,因此认为曾家将来也要出一个大贵人。很快曾国藩是蟒蛇投胎之说就在当地传开了。随着曾国藩的名气越来越大,这个说法也就越传越远。


  事也甚巧,曾国藩生有疥癣,小时还并无多大痒痛。到了35岁以后,曾国藩的功名官运,一天一天地高升,他身上的疥癣也随着一天一天地扩大,简直奇痒无比。曾国藩在日记中多次记载,苦不堪言。


  在曾国藩祖屋的后面,“旧有古树一株,为藤所绕,树已槁而藤且益大且茂,矫若虬龙,垂荫一亩,亦世所罕见者”。这条巨藤,活像一条巨蟒,乡人称之为蟒蛇藤。曾国藩在世时,藤叶藤枝,迎风摇曳,得意洋洋;待曾国藩死后,该藤就叶落枝枯,不久就死了。人们对此觉得很是奇怪。


  这样,巨蟒入梦,癣如鳞,祖屋藤似蟒蛇,种种异事都发生在曾国藩身上。有人因缘附会,杜撰了曾国藩是巨蟒转世的神话。


  当然,上述传说或巧合、或附会、或杜撰,不足凭信。但是,如果我们抛开评判功过是非的定性评价,曾国藩一生为人处世、成就的事业,确实是常人所难以企及的,有时甚至真有点像是天佑神助。


  出头:不信书,信运气


  据清人朱克敬撰《瞑庵杂识》记载,曾国藩曾经对吴敏树和郭嵩焘说,自己死后的碑文由这两位执笔,但是要加上这样的话:“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


  曾国藩的运气往往表现在人生的关键时刻。


  科考得意,入翰林院 曾国藩6岁从师入学,14岁应童子试,先后考了7次,到23岁才成为生员(秀才),第二年中湖南乡试第三十六名举人。28岁那年到京城会试,考取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一般来说,中了进士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但不容易做到大官。当时的“终南捷径”就是到翰林院镀金——被点了翰林,升迁就会加快。当时的进士分为三甲,一甲的进士三名,即状元、榜眼和探花,他们一般在发榜之后就会被授职为翰林院的修撰、编修等官。二甲三甲的进士则必须通过下面的“朝考”才能进入翰林院。一般来说,三甲进士入翰林院的几率不大。据说,曾国藩知道自己名列三甲后很是丧气,当即就想打道回府。因为朋友苦劝才勉强参加了朝考。结果,曾国藩的朝考成绩却出奇的好,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御览后,又特别提为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两年之后,庶吉士散馆,授曾国藩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从此开始了他12年的京师为宦生涯。


  权臣垂青,十年七迁 曾国藩自1840年得授翰林院检讨,到1849年已经升任礼部右侍郎,十年七迁,跃升十级,成为二品大员。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可见,曾国藩自己也料想不到升迁会如此之快,简直有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味道。


  曾国藩之被超常拔擢,一方面得益于他自己的刻苦自砺,办事干练,而更重要的则是得到权臣的赏识和襄助,这个权臣就是在当时权倾朝野、在后世臭名昭著的穆彰阿。穆彰阿是曾国藩1838年参加会试时的正总裁(主考官),因此两人有师生之谊。穆彰阿的赏识和关照,使曾国藩的官职不断得到升迁。


  曾国藩仕途顺利,自然对他所服务的朝廷感恩戴德,面对当时内忧患的局面,他更急于为这个朝廷做点什么。也许在他看来,当时最大的祸患,并不是外国的兵舰,而是朝野上下因循苟且的不良政治风气、官吏蠹民引发的深层社会矛盾。因此,他在咸丰皇帝即位后,上了一道名为《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的折子,大致的意思是建议咸丰皇帝不要因为斤斤于细节而忽略大事,不要因为尚文饰而不求实效,不要因为凡事专断而使大臣无所措手足。这么尖锐的批评在唯唯诺诺已成风气的当时,无疑是有一定风险的。曾国藩自己自然十分清楚,“折子初上时,余犹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事实上,咸丰皇帝看了折子后确实很生气,“欲罪之”,后因为大臣求情才作罢,还假惺惺地“优诏褒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他所效力的朝廷还是很有责任感的,这种责任感一方面来自他对朝廷眷顾的知恩图报,一方面来自儒家文化的熏陶,而更重要的是他个人的命运与这个朝廷的命运休戚相关。曾国藩想做一名忠臣,看不惯官场的腐朽和暮气沉沉,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警醒皇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状。其结果则是,他的要求和建议根本得不到重视,反而使自己在朝臣中越来越孤立。此时,他所依仗的穆彰阿也已被罢黜,京师再也没有他得以施展的空间。曾国藩在一首诗中写道:“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说明他已经萌生了退志。


  咸丰二年(1852),朝廷令曾国藩到江西主持乡试,他如释重负,立即离京。途中又得知老母故去,他只好回家奔丧。在曾国藩回乡后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太平军的声势迅速高涨,清廷所依仗的绿营兵不堪一击,清政府急命各地加紧兴办团练。1853年1月,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历史又一次给了曾国藩展示才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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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是晚清权倾一时的人物,他的一生几乎与晚清相始终,晚清中国的命运与李鸿章密切相关。李鸿章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太平军和捻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子;他出洋访问、创办中国近代企业,是洋务运动的先驱,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留下了难以抹除的影响;《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都是由他谈判而最后缔结,他的言行一定程度上关涉到晚清政府的命运。诚如梁启超《李鸿章传》中所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李鸿章又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人,他热中权势,长期掌控着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军事大权,聚集一批军政人才为其所用;有同僚称其可杀,康有为拒绝他加入强学会,孙中山向他上书变法。如此等等,使得李鸿章的一生极富传奇性。


  李鸿章生活在“四海变秋气”的封建末世,处于中国社会大转型时期。作为一个过渡时期的过渡人物,在生前和死后,人们始终对他褒贬不一,毁誉参半。有的给他戴上“东方俾斯麦”、“地主阶级改革派”、“中国近代化之父”的桂冠,有的则斥之为“李二先生是汉奸”、“乱世之奸雄”、“卖国贼”。


  无论是褒,还是贬,人们不得不承认:李鸿章是晚清的重臣,是19世纪后半叶名满中外的人物。他在晚清中国政治舞台上活动了半个多世纪,其中有一半时间,“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对清政府的内政外交产生重大影响。用农民鲜血染红顶子:李鸿章的发迹史李鸿章,本名章桐,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在家排行老二,道光三年(1823)正月初五出生于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磨店乡(现属肥东县)。父李文安,别号愚荃,是一位遵循儒家道德和治略的官僚士大夫,道光十八年(1838)戊戌科进士,官至刑部郎中,记名御史。因此李鸿章也算是官宦世家出身。李鸿章一生的轨迹用他自己的话,可以概括为“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


  道光二十七年(1847)李鸿章中进士,后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学习期满后,留馆任编修。编修虽说是一个七品小官,但是清代的汉人入阁拜相,差不多都以此起家,关键在于各自的学问与道德修养的高下。


  太平军官


  没过多久,太平军兴起,中止了李鸿章走翰林升官的道路。他和他的老师曾国藩一样回到家乡办起了团练。不久,李鸿章因军功被授道员的头衔,并赏顶戴花翎,成了四品官,这也成为李鸿章以后做官的本钱。但是,由于当时官场上的倾轧与猜忌,李鸿章没能青云直上,只得寻找其他出头的捷径。


  这时,曾国藩统率的湘军在同太平军的作战中取得了一个小胜利,李鸿章感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认为一旦投奔到老师的麾下,必定得到重用。在他的心中,仿佛大好前程已经指日可待了。


  然而事情并不像预期的那样顺利,到了曾的幕府后,李鸿章也是不甚得意。一是因为李已经是四品的道员,而在曾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幕僚;二是当时曾国藩也只是以侍郎身份督办江西军务,官位不算显赫,因此李鸿章也不会通过依附曾国藩而很快得志;三是李原本在家乡办团练,认为可以独当一面了,而现在则没有了出头露面、立功表现的机会。因此,师徒间难免有点小的磨擦,李鸿还曾一度拂袖而去,“闲居一年”。


  李鸿章的吏才在弹劾翁同书一事上露出了冰山一角。时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在处理江北练首苗沛霖事件中有不当之处,又在定远失守之时弃城逃跑,没有尽到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责,有负朝廷所托。曾国藩对此极为愤慨,有意上书皇帝弹劾,祈求下旨严惩,但又难于措辞。


  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是咸丰皇帝的老师,弟弟则是状元翁同龢(hé),翁家父子兄弟在皇帝面前“圣眷”正隆,加上翁家门生子弟遍及朝野,因此只有措辞得体,才能说服皇帝下旨严惩翁同书。曾国藩最初让一个幕僚拟了一稿,觉得不很满意,不想采用;自己来写也没有能说得妥当周全。这时候他想起了李鸿章。李果然没有辜负所托,奏稿写成之后,不但文意极其周密,充分指出翁同书的实际过错,而且还有一段刚正的警句:“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样一语破的,不但皇帝无法徇私,朝中大臣也不好袒护了。结果,翁同书被革职查办,发配西北边疆。李鸿章有如此吏才,曾国藩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而曾国藩把李留在营中,是为了培养他的领导才能和陶冶其志气,一旦有了恰当的时机,他也不会永远把这只猛虎关在笼子里。


  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在江浙一带进展顺利,江南除镇江一城为清军所有,此外就只剩了上海一座孤城(当时上海隶属于江苏)。江苏的官僚和士绅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了曾国藩身上。但此时曾国藩掌握的湘军只能用来巩固新收复的失地,没有余力兼顾上海。于是写信给在湖南招募新兵的弟弟曾国荃,让他带领一万人前往上海负责防守。但是,曾国荃因有其他打算,没有同意。曾国藩于是推荐了李鸿章。


  淮军


  这样,历史给了李鸿章崛起的机会。李鸿章奉命编练淮军,他如鱼得水,如虎添翼,逐渐摆脱了曾国藩的制约。同治元年(1862)三月,就在李鸿章带领新招募的淮军到达上海不久,清廷将江苏巡抚薛焕调任他职,而以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这样,李鸿章就成为江苏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可以方便地利用上海的财力和物力,扩充自己的淮军和改善武器装备。李鸿章从曾国藩手下的一个幕僚,一跃成为具有独立的军事指挥权的方面大员。在上海,李鸿章统领军配合“洋枪队”攻打太平军,用起义军的献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上海成了他的发迹之地。


  在李鸿章率部攻打苏州城时,城里的太平军已经同意投降,李鸿章的部将程学启也与太平军的8位首领签订了盟约,而且由洋枪队的首领英国人戈登签字做了保人。但最后,程学启却要杀掉这8个人,尽管“自古以来,杀降不祥”,但李鸿章并没有阻止,结果导致几千人被杀。事后,戈登强烈抗议,几乎要和李鸿章拼命。梁启超在其《李鸿章传》中评价此事说,李鸿章一生爱用小智小术,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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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楼] 来自: | 发帖时间: 2006/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