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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帝在听取某御史关于派京城中的八旗闲散人丁到口外、西北一带耕垦的建议时， 曾大发雷霆说：“若如该御史所奏，八旗男妇皆以纺织为务，则骑射将置之不讲。……于国家赡养八旗劲旅，屯驻京师本计，岂不大相刺谬乎”。另一方面，抱着“天朝上国”自大心态的清朝统治者，以为凭着老祖宗“马上打天下”的骑射功夫足以扬威天下，因而无视近代西方军事技术的高速发展，无视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现实，闭关锁国，固步自封，听任自己的军事技术停滞落后。清军征缅作战时，已发现缅人所使用的来自西方的火枪性能远远超过清军的火枪，但没有引起乾隆皇帝的足够重视。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时，曾带来一支装备有新式武器的卫队。他邀请清朝名将福康安检阅卫队演习新式武器。福康安却不屑一顾地说：看也可，不看也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英国送给清王朝的新式火炮，被收藏到圆明园仓库之中。直到百余年后，露出强盗真面目的英国侵略军打上门来，攻占京城，火烧圆明园，又把这些沉睡多年的火炮重新搬上船运回国。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统治者虽然不断接到中国军事技术专家们关于仿制西洋火器的建议，却并没有产生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紧迫感，仍把这些先进火器打发到仓库中去睡大觉，并再次下谕，命令八旗官兵们学好满语、骑射功夫。
其二，当迫于现实压力不得不进行改革时，却往往以错误的思想做指导。顽固守旧的清朝统治者通常对改革抱着敌视的态度，但在客观形势的逼迫下，在陈腐的八旗制度实在难以维持下去时，不得不对其进行某些局部的改变。但在这种时候，却往往是从优待八旗贵族、解决旗人生计问题出发，着眼于周济八旗老弱，为其提供起码的衣食之需，背离了军事组织以增强战斗力为宗旨的改革方向。比如，为了遏制旗人因为典卖土地，负债累累，经济地位日益恶化的趋势，清廷动用巨额公款代八旗兵丁回赎“民典”旗地，代还债务，赏赐银两钱粮。设立养育兵制度，从那些户口滋盛，余丁繁多，因无法补上兵额而生活窘迫旗人家庭中挑补养育兵，每月发一定数量的兵饷或禄米。在挑选马甲等薪饷较多的职位时，不是以身体是否强壮、军事素质好坏为标准，而是对贫乏孤寡之人，对无人赡养者，对年老者实行照顾政策，让其领取更多的薪饷。有时，采取用国库款项或挪用军费经商，减少营马数量，削减装备和训练方面的开支，将训练场地和一些公共建筑出租赚钱的办法，来接济贫困旗人。
这些措施，从本质上说是为了维护陈腐落后的八旗制度，解决旗人一时生活之需，而不是着眼于解决军队的机制问题，对整个军事制度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所以并不能从根本上制止八旗官兵生活水平日益下滑的发展趋势。为救济贫困而增加的兵额与余丁数量的迅猛增加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康熙年间是五名丁壮招收一兵，乾隆年间已达到八名丁壮招收一兵，其后兵、壮比例更为悬殊。靠着一名士兵每月一两银子、五斗米赡养一家十几口人的情况相当普遍。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为旗兵赎回的土地很快又被卖掉。平日对八旗官兵的补助赏赐，也只能救一时而不能救长远。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些以解决八旗生计为核心的做法却严重地危害了八旗军的建设。为了供养养育兵，救济贫苦旗人，八旗将领采取减少战马和战船数量的办法，将原先给战马买草料或制造、修理战船的钱来救济士兵家口，甚至将战斗力比较强的骑兵兵额裁掉，挪出钱来养活更多的养育兵，使八旗军队中充斥战斗力较低、甚至完全没有任何作战能力的冗员。八旗将领用军费和出租军产经商，也对清军内部腐败现象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人乘机大肆出售军用牧场、演炮场，造成八旗战马数量锐减，士兵无处进行火炮射击，就连射程比较近的火枪射击，也因为操场长度不够而只能在秋收后举行。而八旗官员整天忙于经商，自然无心进行正常的军事训练，平日操演摆花架子，敷衍了事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三， 军事功能与社会功能混为一体，军队臃肿不堪。为了维持八旗成员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清廷将八旗官兵及其家属全都包下来，给予他们授官袭爵，占有土地、人丁等许多方面的好处。而长期供养“数十万不士、不农、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于王家”，必然要给清朝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带来十分沉重的负担，不得不竭尽全力搜括民财予以支撑。
清军军费支出大体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兵饷马乾银，主要来自于中央财政支出，其数额在雍正中期以前每年约1900万两左右，雍正末年以后每年约为2600万两左右。二是岁米月粮，由国家征收的粮食中统一拨给实物，也有一部分粮米采取折成银两的办法发放。三是武职养廉银、兵器火药制造费、军事工程修造费等，主要由地方财政支出，大约每年500万两左右。在上述巨额军费支出中，仅兵饷马乾银一项每年即占康熙朝中央财政支出的70%，占道光朝中央财政支出的72%。而其军费的一半以上都耗费在人数最多时仅有27万人的八旗军身上。如嘉庆朝60万绿营官兵每年兵饷马乾银约1200万两，仅占当年总数的46%，其余1400余万两为八旗官兵兵饷马乾，约占总数的54%。
但在上述管理模式下，清廷每年花费的巨额军费并没有真正增强八旗军的实力。这是因为在八旗俸饷总额中，官兵的家口、马匹耗费占了很大的比重。仅以西安驻防八旗为例，其官兵的俸饷占饷银总额的42%，所支粮食占粮食总额的7.4%；而供养官兵家口的费用则占饷银总数的20.5%，所支粮食占粮食总额的90.5%；养马费用占饷银总数的37.5%，马匹饲料粮占粮食总数的2.1%。而马匹饲养费项目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补贴旗人家口生计的性质。清中后期，各驻防八旗军营都大幅度减少，实际养马数额，私下改骑兵为步兵，出租牧场，马匹饲养费实际上是空有名目，大部分被挪做它用。即使是作为兵饷发放的军费，也有相当数量花在为救济旗兵生计而内部招收的养育兵身上。这些年幼体弱的“童子军”数量十分可观，乾隆年间总数即达到2.6万余人。嘉庆后期数量更多，仅八旗骁骑营中已达26872人，占骁骑营总兵额的33.4%。他们每月所领的饷银为3两、2两、1.5两不等，按平均数计算，则每月耗银不低于5万两，每年耗银不低于60万两。但这些养育兵实际上是在空吃粮饷，根本不具备起码的军事技能，也就无法在战场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八旗人口的不断增加，八旗军费日益增长，大大超出了清廷的财政支付能力，一旦遭逢灾害、战争，收入剧减，军费将无法保证按足额发放。清中、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国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清朝财政濒于崩溃，清廷不得不在咸丰年间将旗饷减成发放，京营八旗官兵只能拿到原饷的六、七成。在一些地区，旗兵俸饷拖欠扣减损现象更为严重。如光绪末年奉天旗人在两年间总共发了9个月的俸饷，加上扣减摊派，每兵所得不及饷额的十之一二。而这种“既要吃皇粮，又吃不饱皇粮”的现象的出现，对本来就难以维持生计的旗人家庭无异于雪上加霜。一些旗人纷纷逃亡，另觅生路。有的旗人还违禁私下做起了小生意补贴家用，而无心上操应差。更多的人则因为长期享受优待政策，产生强烈的依赖心理，把当兵看成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把游手好闲、追求安逸奢侈的生活看成天经地义的权力，清廷补贴赏赐稍不如意，就四处闹事。清代京营八旗兵丁曾几次为增发津贴等事项，在皇宫门前或亲王府中聚众喧哗，几乎酿成大规模暴动，令清朝君臣都头痛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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