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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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炮打“中学语文”朱健国
编者按：这篇长文汇集了近年来大陆学术界（语文教育界之外）对中学语文教育的反思和讨论，比较了台湾国文教育历史上与之类似的一次讨论，回顾了建国以来祖国大陆语文教育的发展历程，为一家之言，仅供语文教育工作者和其他人士参考。语文教育是一个社会问题，应该听取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但语文教育更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我们不仅仅需要激情，更需要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的研究。
1.王蒙的感叹
在冰心老人离开我们的时候，王蒙发了一个大感慨：“今后还有这样大气和高明，有教养而纯洁的人吗？伟大的古老的中华民族，不是应该多有几个冰心这样的人物吗？”眼见20世纪的中国文化大师们一个个地走了，真叫人害怕后继无人——新中国50年来似乎没有培养出一个能和上半世纪相比的文化大师，近50年怎么啦？我们得赶紧设法填补空白啊！
王蒙这一感叹虽然发在1999年3月8日的《羊城晚报》，可是他的这一感慨想必酝酿多年；王蒙的这一叹息虽然只是署名他一人，可是无数有识之士都击节叫道：此乃我们共同的心声。
在这共同的心声发表之时，不少人对王蒙的“离骚”进行了深入挖掘，英雄所见略同：新中国50年培养不出一个文化大师（本世纪头50年可是出了上百个）的罪过，“中学语文”罪责难逃。于是乎万炮齐轰“中学语文”，众人为“中学语文”流泪……在“草原部落创作室”主任贺雄飞的策划下，一部《拯救中学语文》出征了：孔庆东、摩罗、余杰上阵主编，严家炎、钱理群、王富仁、蓝棣之、童庆炳、王晓明、夏中义、黎鸣、王得后、郑敏全力顾问，葛兆光、杨东平、林贤治、孟繁华、谢泳、孙绍振等冲锋陷阵，直捣“中学语文”幕后可悲的专制思想体系……
这当儿，王蒙也从迂回包围变为直接开炮——《羊城晚报》1999年3月29日报道——
“著名作家王蒙昨天说：‘现在的中小学语文教学不改革不行了，中学的语文试卷连我也做不出。’他认为，作文的总是其实是个牵涉到一代人文风、学风和做人的大问题。只有让中小学生用自己的脑子、自己的笔、自己的语言来写作文，才能真正达到学作文、学做人的目的。“王蒙说，他曾经做过几次中学语文标准试卷，成绩都不理想，其中最好的一次成绩也只有60分。这些答案不是A就是B，相当死板。其实中文的用词是很微妙的，有些意思又非常接近，没有上下文，要做出选择，确实很难。“王蒙认为，现在流行的标准化试卷也许是受英语电脑化、数据化考试的影响。英语里有主动式、被动式等区别，所以用大量的选择题来看学生的基础，但汉语的用词却要复杂得多，用选择题进行测试未必能真正反映出学生的语文基础。”
2.台湾中学生的声讨
现在大陆上的“中学语文”炮打者，也许与9 年前海峡那边台湾岛上的一次座谈会有点精神感应。
1990年12月6日上午10时，台北建国中学三年级26班教室，4个成年人和57名中学生在进行一次特殊座谈。
座谈会的主题是：（台湾）高中国文课本是否受台湾中学生欢迎。
4个成年人担任会议的主持者，他们依次是：《国文天地》副总编辑连文萍、编辑陈晓怡、朱云丰，建国中学教师杨鸿铭。与会学生则是建国中学（高中）三年级26班全体学生。
座谈的话题首先集中在“国文课（即大陆语文课）能给我什么？”“国文课的目的是什么？”
对这两个敏感问题，台湾中学生表现了惊人的大胆泼辣，发言如力撞洪钟（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后皆同）——
曹永正：国文教育应该要帮助我们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但是目前的国文课并未达到这样的效果。这是因为我们的课本选材以儒家思想为主流，讲的不外是“忠孝节义”。但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号称黄金时代的春秋战国，却是诸子尽出、百家争鸣，国文课本应该可以把各家思想都选进来，让我们去比较，选择合乎自己兴趣、需要的思想，没有必要预先设置好个模式，叫大家跟着走，这样不过是训练一群只会读书的驴子。
沈家庆：现在的课程缺乏整体系统性，比如“文化基本教材”，难道我们的文化只有孔子和孟子思想吗？编书者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文化的整体性，而只是叫我们去读那些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我觉得编者可以尝试把中国各家重要思想，取其精华，用白话文加以述评，并举例说明，使我们能以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得到对中国文化概括、整体的认识。王文聪：我认为“国文”课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教我们怎样表达自己的意见。
刘建宏：现在国文课本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取材不均匀，中国历代文人这么多，好文章必然也不可胜数，我稍做统计发现，六册的国文课本，以民国的文章居多，占了30％，唐、宋各占10％，其它各代则都不足10％。在作者方面，唐宋八大家共选17篇，独独曾巩未被选入；民国以来，国父（孙中山）、蒋中正、蒋经国的文章也占了9篇之多，这些文章大都是教我们要忠于国家，又如罗家伦《对吴稚晖先生致最高的哀敬》，则是叫我们去崇拜伟人。像这类文章占去太多篇幅，对我们学习国文实际上也没有任何帮助，应该予以删除或移到“公民”、“三民主义课本比较合适。
对于“谁在浪费国文课本的篇幅”这个问题，台湾中学生更是深刻犀利，一针见血，一语中的——
蔡子禾：国文课应该是教导我们行事的法则，譬如《论语》中孔子阐述了许多道理，但很少能引起同学共鸣，这是因为我们的教材，将孔子过分神化，就像国父、蒋中正确实做过伟大的事业，但他们也是人，也有缺点，而现在的课本却太标榜圣贤，徒然引起我们的反感。
萧必沛：对于政治性的文章，我认为应该予以删除，因为占掉太多的白话文的篇幅。本来在国文课本的编辑宗旨里有“发扬爱国精神”一条，但事实上国文课本应该不是发扬爱国思想的地方，何况就文章风格、作者的多样化而言，这些政治文章取代表性即可，但现在的每一册课本竟然都选择了一至二篇，这无异是浪费国文课本的篇幅。
李宜泽：为什么要选政治性文章？我想这或许是编书者害怕“权威”的心理，他们可能也不希望选这类文章，只是迫于现实不得已。
王世晖：因为课本中政治性文章都是蒋中正、蒋经国、国父三个人写的，这给我们一个印象，好像他们只会写政治文章，所以一看到他们的名字，我们就会想又是那一套。我想他们既然称得上是一代伟人，就应该有其他表达他们思想、人格的地方，而我们现在选的这些文章很多都不合时宜，徒然导致反感，同时现在也不需要再灌输那些“革命”之类的思想了，更不需要在国文课时灌输。甘士欣：国文课本编辑要旨里所谓“激发爱国精神”，即使放在公民、三民主义里也很教条，倒不如把国文课本中的政治教化文章全部移过去，然后好好改进公民、三民主义课本的陈述和教学方式，到那里去进行思想教育，至于国文课本就留给真正的文学吧！
最后，经与会全体同学认真讨论，评选出了国文高中课本中最令人印象深刻和最叫人反感的文章——
台湾国文课本文章排行榜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课文前五名：《纵囚论》（欧阳修）《赤壁赋》（苏轼）《留侯论》（苏轼）《哲学家皇帝》（陈之藩）《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
最具启迪性的课文前五名：《纵囚论》（欧阳修）《留侯论》（苏轼）《哲学家皇帝》（陈之藩）《谏逐客书》（李斯）《意念的表达》（夏丐尊）
最不喜欢的课文前五名：《我们国家的立场和国民的精神》（蒋中正） 《一位平凡的伟人》（蒋经国） 《灵山秀水挹清芬》（潘琦君） 《革命哲学》（蒋中正）《这一代青年的新希望》（蒋经国）
看来，台湾中学生认为，对国文课本和教学危害最大的，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伟人。
这次精彩的座谈会，共发出问卷57份，其纪要题为《我有话说——建中学生谈高中国文课本》。据当时座谈会主席《国文天地》副总编辑连文萍说，将它转呈给了台湾“国立编译馆”（相当于清翰林院），并发表在《国文天地》杂志。而今9 年过去了，台湾中学生的国文课本，到底因为这次座谈会有所改变没有呢？《拯救中学语文》在收入这篇座谈纪要时，没有详告，有心人可以自己去查验。透过这一台湾中学生座谈纪要，人们可以发现，大陆和台湾的中学语文（国文）教材虽有诸多不同，但有两点似乎是一致的，即皆由执政者制定统一教材（在私有经济为主的台湾，这一点尤为奇怪），两岸中学语文教材内容皆是“政治挂帅”。
3.北京大学有一个同题对话
无独有偶。8 年零6天后，也就是1998年12月12日，台湾海峡这边北京大学也有几个人对大陆中学语文进行了一番对话。相比之下，这一次的对话无论主题还是对话者，都比台湾那一次高出许多。
此次的对话地点在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先生书斋，对话者共4人：钱理群教授和他的学生余杰及弟子摩罗、杨帆（女）。对话由摩罗打“前锋”，钱理群打“中锋”，余杰打“后卫”，杨帆“场外记分”（录音），齐心协力穷追猛打“中学语文”。关于大陆“中学语文”与“台湾国文”最大的相似处，，从余杰的意见与台湾中学生的批评不谋而合最见分明，也特别令人产生悲哀的苦笑。请听这一段录音——
余杰：还有一个问题是政治人物的文章选得太多，谁的官大就进语文课本。毛泽东占的比例非常大（共有13篇），周恩来、刘少奇的也进来了。还有邓小平的，江泽民的，等等。
钱理群：这其实也是把语文课简单地当作政治教育课。
余杰：鲁迅文章的选编问题也值得研究，是否应该选这么多，具体选哪些，都应该按照中学生的接受能力重新研究。现在许多中学生都反映学鲁迅很痛苦，不知道在学什么。
钱理群：在大学里许多学生也很厌烦鲁迅，最好的是敬而远之，更多的有一种逆反心理。中学生自然更会感到受不了。原因大致有两个：他们选是的符合他们政治需要的文章，把鲁迅的作品扭曲后纳入他们“阶级斗争”的范围，因此特别看重论战性的文章。另一个原因是不考虑中学生理解世界的方式和能力。另外鲁迅作品所占的比例也实在太大。
余杰：中学语文的12本教材中，中国以外的作家所写的作品只占了8％，照理说应当有30-40％。汉族中心主义和“天朝王国”心态在教材编者的心中十分显著。外国作品中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占了80％左右。
钱理群：这是60年代“息封灭资”的重要产物。教育目的体现在教材选择、教学方法和意义阐释上。
余杰：除高尔基外，20世纪的外国作家一个也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无一人入选。
钱理群：语文教材的编选和我们的学术研究脱节很大，基本停留在60年代的水平。60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有两个背景，一是“息封灭资”，二是受俄国日丹诺夫影响。日丹诺夫有一个理论，即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文学作品具有进步性，可以借鉴。文艺复兴至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是最高峰；而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文学则是完全反动的，这包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作品，当然也包括此后的作品。
远远超越台湾人对“中学语文”批判水平的首推钱理群先生，他是这次对话的灵魂人物。面对摩罗和余杰两位后生，他既有近40年语文教学经验（中专18年，大学18年）的质感与微观，更具思想者的高屋建瓴，宏观远虑，其深沉的意见首先从“中学语文”的背景——中国大陆教育理念问题入手。
请听录音——
钱理群：教育方面的问题太值得关注了，也太值得批评了。我觉得1949年以来许多大的失误是比较容易弥补的，但有两个大的失误是很难解决的。一个大的失误就是人口问题，这使我们现在面对如此众多的人口毫无办法；其次就是教育问题。而最近这20年来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问题。教育方向所造成的恶果短期内是看不出来的。教育的问题有一句流行的话来说也可以分为“软件”和“硬件”两方面。我们的教育失误主要表现在软件上。而软件上的失误更是一时看不出来的。越是一时看不出来，积累下来的问题就会越多，隐藏着的恶果也就必定越大。开句玩笑说，毛泽东将是为中国历史留下最大问题的人，我的意思是指他在教育问题上的失误。
教育上的问题分为两层，一是制度的问题，二是教育理念问题，制度问题在目前显然还没法深入谈下去，这涉及一个靠谁办教育的问题，如北大曾经展开论战，讨论是书记重要还是教授重要。蔡元培的“教授治校”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但至少比现在这种方式要好一些。
摩罗：比完全的政府办学要好，我们现在的学校基本上都是政府机关，大学尤其如此。
钱理群：现代知识分子应有三大基础知识：第一是哲学，第二是数学，第三是语言，包括中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看一个时期最热烈的学科是什么，一定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某种特点。“五四”时期提出哲学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哲学应是解决对世界的根本性看法。……马列主义是诸多学说中的一种，如果在整个社会的教育体系中，将某一种学说、思想置于独尊的地位，这就落入了蔡元培所极力避免的宗教迷雾之中。洗脑筋和世界观教育是两回事。毛泽东要把学生的思想纳入他所需要的所谓“息封灭资”的洗脑中去。这实际上是一种更为可怕的心理专政。你很难说1949年后不重视思想教育，但这种思想教育与启蒙意义的世界观教育几乎是背道而驰的。它的结果就是导致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断裂和精神窒息。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失败了，但在另一个意义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这次对话纪要的执笔者摩罗，也因为执教中专语文多年，对于“中学语文”应有的教育目的，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摩罗：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最高权力就是给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的权利。帮助每一个人最切实最完整地实现这样的权利，这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当然教育还有为一个社会所需要的特定内容，包括作为政权而存在的国家对教育提出的某一部分合理要求，也应受到适当的尊重。比如在目前的人类游戏规则中，要激发公民有足够的爱国心来捍卫自己国家的主权，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只是教育目的中的一小部分，而且是次要的一小部分。大陆教育目前的基本状态跟我所理解的教育目的是相反的，它尽可能地切断学生跟人类文化和大自然的联系。它只告诉学生在人类所有的思想财富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是好的，其他一切都是坏的，都是对人类精神有损害的。这样一来，我们实际上就切断了学生同人类文化的联系。
文革时在这方面走到了极点。我们今天的教育就是沿着反“封、资、修”的路子走过来的，尽管在“烧书”这一层面已经大有改观，但教育的观念还是老样子。我们的教材仍然不遗余力地告诉你只有一种东西是正确的，其他的都是错误的，而且用一整套考试制度强制你接受并相信这一种东西。学生因此只能拥有最单一的知识、最单一的观念。把受教育者的精神变得非常单一，这实际上就是精神阉割。一个人从走进幼儿园开始就遭受这样无情的阉割，精神生命哪还有发育和发展的余地。我们的精神从一开始就处于这样一种荒芜状态。教育本来应该开发人们的内在潜能，可是我们的教育偏偏从内部窒息了人们的潜能。
钱理群：知识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古希腊的命题“认识你自己”，建立一个人学知识结构。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最终还是落到对自我个体生命的认识上来。这两个方面都应注重，不可偏废任何一面。而我们的教育在这两方面都出了大问题。在阉割人类知识上我们走得太远了。即使有极少数知识有幸进入我们的视野，也被我们歪曲得面目全非。比如《项链》被我们理解为批判资产阶级虚荣心，这就是用意识形态变化的讲法来歪曲人家的艺术创造。我们的教育太漠视人类心灵。列宁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是“七分无用三分有用”，这种“用”的观念对我们的教育伤害太大。我们总是错误地认为个人的精神生活是无用的，于是我们的教育无情地压抑人的相象力和创造力，使人成为书橱，把人类的心灵变成了某种意识形态观念的“跑马场”。……我很赞成蔡元培的观点，要教育学生不要拒绝物质。这方面也有教训，毛泽东要完全把人变成精神的人，出发点本来就不合理，后来当然就要导致荒唐论结论和结果。他有一句话是“一个纯粹的人”要求人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的针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强调人的群体性，企图完全扼杀人的人性。
钱理群最后一言以蔽之：当然，目前最主要的弊端是太忽略人文教育的作用。语文教育有其特殊性，许多人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都会发现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往往是语文教育，或者是语文教师。就我而言，决定我一生发展的是语文老师。人文教育不只是语文教育，而语文教育应当占有一个特殊甚至是核心的位置，因为语文的文学性对青少年更富有感染的力量。中学语文教育落实到人文教育上时，就是给人建立一种精神底子。一个人的精神是要有一定的底子的。就像《红灯记》里的李玉和说的那样，“有了这碗酒作底，什么都能对付。”
摩罗接着表达了他最大的激愤，钱理群把摩罗的激愤归结为对活命哲学的批判——
摩罗：所以我们对于目前中国的中学语文教育，就要放到本世纪下半期这样的大文化背景下来理解。我们大的文化背景是一个流氓文化膨胀的历史时期，中学语文教育承担的重要的功能，就是培养听任流氓语言支配的奴隶和奴才。
钱理群：准确地说是培养未来的“奴隶”和“奴才”。这种教育使得支配人们操行的，一个是现实利益，还有一个就是活命哲学。活命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致命的地方，人们常常放弃所有的价值，一心只追求怎样能够活下去。
如何看待目前社会上对“中学语文”的关注？钱理群的预测难以乐观——
摩罗：看目前社会上中学语文的重视，可不可以把它推到乐观一点的程度，显得大家对这些问题都有所觉悟。比如讲假话的方式，面对世界的虚假态度，是不是社会上已经有很多人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才关注到中学语文这里来。
钱理群：这很难说。
摩罗：我知道你会给出一个悲观的回答，其实我也是很悲观的。既然现在有不少人关心中小学语文教育方面的问题，大概就少不了要谈论对它进行改革的问题。你觉得这方面的改革首先要注意哪些问题？钱理群：我对整个中国改革的看法是，改革要早，步子要慢，也就是开局要机警，行动要谨慎。我们的社会有一个特点就是要么不改，要么改起来就乱来。有的问题反映一强烈，某个领导一句话就变了过来。语文教育的问题确实很严重，我们是要积极地宣传这方面的改革，但在具体操作上是一定要谨慎的。这里面还有许多需研究的问题，例如语文教育的各种功能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还有教材上的许多具体问题。语文教育是在中国大环境下进行的，改革涉及了许多人的利益问题，许多教育部门印刷大量教学参考资料是赚钱的手段。而这些教参都很糟糕，又对教育起直接的影响。应该把教学部门与教材、教参的经营脱钩。改革也是很复杂的事情，涉及到许多利益的问题。而利益比我们所讲的更起作用。
钱理群、余杰、摩罗关于“中学语文”的三人谈，被整理为《中学语文教育弊端及其背后的理念》，全文作为《拯救中学语文》一书序言。
4.谢泳的发现
中国大陆的“中学语文”，从何时开始出现如此低劣质量，违背人性呢？
谢咏的一则发现给人们提供了一处界标。他说——
我偶然得到一本30年代太原中学、师范各学校的《报考指南》，1932年4月出版，薄薄一册，太原兴业书局发行。我有一段时间很喜欢看过去的教科书，有中学的，也有小学的，我以为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最能体现在教科书中，尤其是有关人文学科方面的内容，教科书就是一个窗口，从这里我们能够发现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是如何改变人们的行为和习惯的。我把这册《报考指南》中的国文试题列表抄在下面，并略做分析：
校 名 试 题
1.学校对于学生不外宽严二种究竟何者为善试各就所经历及意所推测切实言之
山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2.民国十九年的我
3.善人者不善人之师
山西省立第一女师范学校 1.试言投考师范之意见
2.学生爱国之职分何在试详言之
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 1.个人与社会之关系
2.论中国之前途
山西省立第一中学 1.怎样做一个模范青年
1.试述各人求学之经过及升学之志趣
进山中学 2.我们为什么要求学该怎样研究才可成功试畅言之
山西公立女学校 1.女子对家庭应负之责任
2.劝友人投考公立女学校中学部信
1.母校的回顾
2.各述来省途中的情况及并垣的见闻
成成中学校 3.拟来省后报告家长近况书
4.各述求学的目的及读书的方法
1.怎样才是好公民
山西省立并州中学校 2.善战者服上刑论
3.我的环境与志愿
山西私立三晋中学校 1.做人必先读书说
2.人不学不如物说
新民中学校 1.农民痛苦究当如何解除说
2.欲御外患当先息内讧说
友仁中学校 1.说求学之目的
2.自述读书之经过
太谷铭贤中学校 1.求学的目的
1.用极短的词句形容夏天的景致
2.用“不但，而且，然而”，联成一篇短小的文字
明原中学校 3.来省投考的感想
4.我理想中的新中国
阳兴中学校 1.述中山公园之所见
谢泳说：这是太原当时15所中学的招生国文试题，除平民中学一所学校没有作文试题外，其余14所中学都是用作文这种形式来测试学生的国文程度的。从上表所列的这些作文题可以看出当时的国文教学趋向，那时国文教学的主要目的最终要落实到作文上，在这一年度的国文考试中，除了少数几所中学有国文知识的试题外，多数中学是只用作文来考学生的。这些试题今天看来都是很普通的题目，但细加分析，我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就是这些作文题比较实际，很能结合当时学生的生活。从这些题目中，可以看出那时的中学国文教育注重国家和民族素质的提高，这些作文没有过于浓厚的意识形态的色彩，没有那种集团利益至上的痕迹。
谢泳的意思很明白，从这30年代的中学中专试题可以见到，当时中国的中学语文，还没有政治至上，专制至上，没有什么党八股味道。那么，至少，中国大陆语文的质量滑坡，是在四十年代或五十年代开始的。而40年代先是抗战，后是解放战争，国共两党估计都没有精力强化中学语文的政治尚同性，那么，极有可能，现在大陆的中学语文，是从50年代开始变为独尊一术的政治挂帅模式的。
谢咏的这则发现，理所当然地收进了《拯救中学语文》，它是一种历史的远程炮弹。
5.中学语文的七次变革
要真正把大陆中学语文的退步之路找出来，仔细回顾近50年的中学语文教育史的确有益。1999年3月2日，总策划贺雄飞在电话中向我介绍，30万字的《拯救》，主要从六个角度“炮打中学语文”：一、“语文，我为你流泪”，着重从学生的角度质疑；二、“语文教材面面观”，多由教师从教学角度批判；三、“为语文号脉”，侧重具体的教材细节献疑；四、“只盼着能在人前把话讲”，致力于中外横向比较，大陆与台湾比较；五、“语文，民族文化的根”，重在历史的纵向追溯；六、“救救语文”，着力从高考角度看中学语文误区。三天后，我收到了《拯救中学语文》书稿的全部校样。
这次炮打的“中学语文”，是1990年以来分年逐册新修订的中学语文。共12册，初中6册，高中6册，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修订出版。经过改革十年后修订的中学语文，算起来，是新中国语文教材“改革探索”的第七阶段。
据汕头教育学院杨永泉的研究，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的中学语文教材建设和语文教学的历史，在职1990年前大致可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2），史称建国初期，这三年的主要改革是将“国文”名称改为“语文”。1951年出版了初、高中语文课本，“清除了旧社会国文课本里封建的买办的思想内容，编写了以现、当代为主、兼顾古今中外的一套系统的教材，推行了‘课堂民主讨论‘的教学方法，使语文教学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学教坛上。”
第二阶段（1953-1957），人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年在“学苏联”、“一边倒”的热潮中，在凯洛夫的《教育学》的思想指导下，观摩、学习、讨论了“《红领巾》教学法”，强调了提问、谈话法和作品中的文学因素。各地教学因此重视了思想教育，注意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对旧的逐句讲解注入式是一次较大的冲击。1956年秋季全面实施了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由于教材内容太深，分量太重，教学时间太紧，脱离了汉语特点和当时师生的实际水平，1958年停止。
第三阶段（1958-1959），此为“大跃进”时期。这时的改革，是树立狂热极左思想绝对权威，强调“语文教学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没有大纲、急于使用的情况下，仓促编写了紧跟政治形势的语文教材。教材分量十分单薄，古典文学作品极少，大量选入的是政治宣传性强、文字质量不高、不适合教学的政论文，所谓文学作品，也就是反映“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民歌。为了体现“大跃进”精神，还盲目地提高教学要求，教学方法简单化、形式化，搞生字词过关检查岗，提出走出课堂拜工农为师，作文写炼钢、写反右、写人民公社，结果教学质量每况愈下。
第四阶段（1960－1966），背景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经过“关于语文教学目的任务”和“怎样教好语文课”的一场讨论之后，许多语文教学工作者，明确了语文的工具性和基础性，提出了文质兼美的选材标准，规定了课文的数量，编写了一套选材比较广泛，体裁比较多样，适合教学，能培养学生读写能力的综合型教材。同时重视教学方法的改进，加强“双基”教学，是改革开放前中国语文教学效益相对较好的年代。
第五阶段（1966-1976），“文化大革命”时期。教育首当其冲，被“革了命”，大部分语文教师被红卫兵当作封、资、修的兜售者或推销员挨了批斗。许多学校把语文课改为“政文课”，上课多是读报纸，背“语录”，“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当时，全国没有教学大纲，也没有统一的语文教材，在“与十七年对着干”的思想指导下，由各省、市、自治区以至基层学校自编教材。这时期虽然看似教材权由统一走向分散，有了相对地地区特色，但这些教材实际上更高的统一在“毛泽东思想”之下，所有教材无一例外地均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完全不顾语文教学规律，还美其名为“高举”、“紧跟”的好教材。后来又走“五七”道路，课堂搬家，到工厂、农村或学农基地参加劳动，劳动之余就地找个地方上课，请工农兵忆苦思甜，请“革命小将”上讲台；作文教学以写“革命大批判”、“学工学农的心得”等文章为主，公式化、假大空的文章泛滥成灾。考试时则提倡学生抄老师，老师抄书记，书记抄小报，小报抄大报，“抄比不抄好”，互相抄袭成风。结果个个都获得优良成绩，教育机关还自诩道：“学生都继承发扬了革命的优良传统，不是优，就是良”。这一时期语文教学基本上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一代青少年学生的文化学习被严重地耽误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是大革了青少年的文化的命。这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教育的最大倒退，集历代专制文化之大成。第六阶段（1977年以后），结束“十年动乱”，语文教学园地进入了回归“十七年”的新时期。
1978年4月教育部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同年8月又颁布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1980年进行修订，1986年又进行一次修订，并定名为《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于1987年初正式颁布。根据《大纲》精神，编写了全国通用中学语文课本（试用本）。随后中央教育科研所编了《阅读》、《作文.汉语》分编的初中语文课本，以及阅读、写作分编的高中语文课本。这些教材各具特色，带有实验性质，供全国不同层次的学校选用。新课本把教学大纲的听说听写能力训练和知识教学的内容具体化、序列化了。全套书的单元教学要求，课文学习要点，语文能力训练，思考的练习，都有一个系统。接下来的第七阶段，便是1990年以来的中学语文再修订。这一次修改，本来理应在第六次修订的基础上，真正前进一步，可是，因为1989年的“风波”，结果是中学语文又重新回到“突出政治”、“防止和平演变”的老路上。出现了在最改革的年月里修订的最新的中学语文依然是教人失去独立思考，培养奴性，依然是以意识形态偏见排斥中外文化精华。综观50年来七次中学语文教材变革，与建国前的“国文”教育和中国古代的儒学教育相比，整体来看，始终是落后与退步趋势。如果说近50年的中国在经济建设等方面有着长足的进步，但在文化教育上，特别是中学语文教育上，实在不能不让人想到今不如昔。
6、第八次浪潮
然而，1998年开始，一次真正的中学语文改革浪潮兴起了。也许因为是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的改革精神激励，这一年许多报刊（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大胆发表了一系列“炮打中学语文”的尖锐文章。武汉的曾楚风、童志刚披露了催人泪下的《语文课，为何总让孩子们黯然神伤》、《教育五问》，广州的林贤治无情地批判了秦牧（中学语文选有秦的文章）的奴性与“体制内思维”，清华的葛兆光以《从日本的高考试卷说起》抨击中国中学语文弊端，北大的孟繁华用《中国的隐忧》呐喊“中学语文”对中国人未来的戕害……尤其令人痛快的“投枪”，是北京的黎鸣的直言——其《中国教育危机中的核心问题》，有这样一段华彩乐段——
中国传统的科举教育是什么？就是以中国的极权和人治的政治管理体制面对受教育者。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其教育的核心框架都是其社会管理的体制本身，管理就是教育。关于这一点，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曾有非常精辟的论断。他说，人类“青年期的主要教导者是政体以及由此而生的风俗习惯”。现代的人类之所以要设立具有相对独立于国家行政的社会地位的现代学校教育，其主旨即在于向社会的下一代提供比国家政体和风俗习惯更具超越性内容的社会教育，从而可以使他们有能力担负起进一步改造社会、推进文明的职责。
否定学校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从而使国家政体直接面对下一代的传统教育，在中国已有大量历史事实可以证明，是极为有害的。尤其是中国的极权和人治的政体实际上已使教育者普遍地、不同程度地染上了如下所述的三种人格通病。
（一）只认权势，缺乏信仰。用小说《三国演义》中的话说，即“各为其主”，用俗话说，即“有奶便是娘”。儒家学说的“入世”的实用主义更是强化了这种人格通病。纵观世界比较而论，西方人信仰神（上帝），中国人信仰（有权的）人。神是永恒的，信仰者可以终其信仰于一生；（有权的）人则有盛衰生死，信仰者必然会中途权宜变更，即俗话所说，“人往高处走”，“识世务者俊杰”。如此“俊杰”一多，传统中国人自然难有真正的信仰。
（二）任性尚气，缺乏公德。传统中国人不谙法律，不识自由，以为“自由”便是自己有权，不让别人管，自己有权便可以滥施于人：暗室欺心，神鬼莫知，任性尚气，无法无天。在上可以气指颐使，独往独来；在下可以昧着良心，无视公德。且不说上层的公款吃喝、官倒、纳贿诸端，即使当今的青年学子，能讲良心，重公德的，恐怕也未必多见。
（三）懒散、苟且，意志薄弱，缺乏毅力。传统中国学生四体不勤，轻视劳作，更难说有坚定的意志毅力去从事一项创造性的事业。须知，在传统的中国，标新立异、创造发明是难以安身立命的，甚至可能丧失身家性命。久而久之，自然会养成苟且偷安，得过且过，意志薄弱、缺乏毅力的人格通病。
上述三种人格通病是中国传统的极权的和人治的政治以及由它而生的风俗习惯直接面对受教育者的必然产物。靠大量具有上述人格通病的人们是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国家的。要改变这种教育格局，途径有两条：其一，从长远看，必须下定决心逐渐改造中国极权和人治的政体；其二，从近期看，必须给予学校教育以应有的相对独立于国家行政的崇高的社会地位。相对官道、利（商）道而言，坚持师道尊严是必要的，师道的尊严是现实地集中地体现了真理、理性的尊严。
而今的《拯救中学语文》，便是囊括了以上种种第八次改革中学语文呼声的一部新“盛世危言”。它是一部医书——一部可能彻底为“中学语文”去顽疾的药典；它是一支敢死队——为了救亿万青少年出奴性圈，不惜冒功名生命牺牲之险，与制造“中学语文”毒药的伪现代化者展开殊死地拼搏；它是中国真正现代化的基础工程之一，它是中华民族真正自立于世界之林的一颗绿色的信号弹，它是亿万中国青少年的福音，只要这次“炮打中学语文”成功，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可是，这次“炮打”真能成功么？尽管已有几家出版社在争取尽快出版这部奇书，，但“炮打”的策划者说，能否把各路“炮手”的炮弹原样发射，只有待书出之时才可证实。如果连原版“炮弹”尚不能照单发放，又遑论其它？对此，我们只有焦虑地“且听下回分解”。
（注：本文中所有着重号，皆为笔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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